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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反思


□ 关四平

  近年来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繁荣景象与艺术成就引人瞩目,但同时也应看到其思想文化层面的严重缺陷,即,封建性、陈腐性的思想元素在作品中含量过高,且对此批判不足而欣赏有余。诸如热衷于种种恶行的展示,而缺乏善意爱心的表现;沉溺于“奴化”思想的传播,而缺少民主意识的弘扬;醉心于帝王权臣的赞颂,而忽略黎庶万民的关怀。这对目前仍然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将会产生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会加大本来就颇为艰巨的反封建的难度。本文以文艺创作的共通性、高层次标准——真善美为参照,以历史题材创作的经典文本仨国志演义》为标准,从三个层面反思:求真层面的虚实与得失、求善层面的缺失与错位、求美层面的误读与曲解。
  近年来,中国影视界历史题材创作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其中不乏令人瞩目的佼佼者,诸如《秦始皇》、《汉武大帝》、《淮阴侯韩信》、《三国演义》、《赤壁》、《贞观之治》、《武则天》、《唐明皇》、《成吉思汗》、《努尔哈赤》、《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走向共和》(按时代排列)等等。从艺术样式的角度说,其中以电视剧居多,电影相对较少。从切入历史的角度看,有以时代命名者,有以人物传记形式带动历史全景者。不能否认,这些好评如潮的影视作品,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创作态度认真,非粗制滥造者可比;尊重历史事实,非戏说邪批者可比;情节曲折,非胡编乱造者可比;人物鲜明生动,非于人一面者可比;赏心悦目,非惨不忍睹者可比。尽管如此,其问题还是普遍地存在着,不能不令人忧虑。作为一个历史题材影视剧的爱好者,笔者在为上述影视剧的艺术性所吸引的同时,又不能不认真反思其文化内涵上的缺失与误区。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为了当代民主、和谐文化的建构,在充分肯定其艺术成就的同时,有必要指出其思想文化层面的缺陷,即,封建性、陈腐性的思想元素或充斥于全剧当中,或渗透于细节之内,观众沉浸于生动曲折故事情节的欣赏过程中时,自觉不自觉地、潜移默化地会受到其负面影响。这正如温水煮青蛙一样,其艺术水平越高,艺术魅力越大,其思想层面的封建性的负面影响也会随之加大。这是不能不引起特别关注与警惕的大问题。下面所谈一系列问题的参照系,就是文艺创作的共通性、高层次标准——真善美。无论哪一种文艺形式,真、善、美三者均应是其追求的最高境界与终极目的,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亦不能例外。
  
  一、求真层面的虚实与得失
  
  从一般意义上说,文艺作品创作的求真是指生活的真实,这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而历史题材的求真还有其特殊性标准,即要合乎历史真实。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历史典籍汗牛充栋。古代史官在春秋时期就形成了“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坚持求真第一的“实录”原则;同时也要追求“寓褒贬、别善恶”的道德评价目的。二者的关系是历史评价第一,道德评价第二。这对后代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影响极为深远。刘知几在《史通》中论及史书的真实性时有一段名言:“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繇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这个目标虽然未必能够达到,但作为一种史学理想与评判标准是应该提倡的。这里面就包括不能因为史官的好恶、传主的地位、时代的需要而随主观意愿任意改变历史事实。为历代史家所赞美的董狐、司马迁等史官就是坚守这个“实录”原则的榜样。前四史应该说总体上做到了这一点,再扩大一点,唐前的正史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而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逐步强化,统治者忌讳日多,管制渐严,史书篡改事实的情况也难以避免且日益严重。这是史学家与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者应该引以为戒的。
  从中国文学史上历史题材戏剧、小说的创作实践与艺术经验看,元杂剧历史剧的总体创作原则是“以史写心”。马致远创作《汉宫秋》将结局改为王昭君投江自尽,就是为了寄寓元代士林在异族统治下的悲剧心态,但王昭君的整体形象的道德面貌与思想性格的总体特点并未因此而改变。这可视之为元代杂剧家历史题材创作的成功经验:即在“以史写心”创作原则的指导下,坚持史有其人,史有其事,人物形象的总体面貌不做根本性的改变。这是当代历史题材创作者应该汲取的有益成果。
  在中国长篇历史小说发展史上成功开创历史题材创作经验的是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这可视之为当代乃至今后历史题材创作的经典与高不可及的范本。罗贯中处理历史题材的成功经验甚多,笔者曾经将其概括为七个方面。这里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人物面貌实与虚的统一。笔者认为,罗贯中笔下主要人物形象的总体风貌与思想性格的主导方面,均有陈寿《三国志》的历史依据,与历史人物总体上保持着一致性。如:刘备的“弘毅宽厚”,诸葛亮的“识治良才”,曹操的“雄杰明略”,袁绍的“外宽内忌”,关羽的“万人之敌”、“刚而自矜”,张飞的“万人之敌”、“暴而无恩”,孙策的“英气”“猛锐”、“轻佻果躁”,孙权的“任才尚计”、一『生多嫌忌”等等。这都成为罗贯中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主要层面之一,并在一系列情节中得到更为生动的艺术表现。这充分体现了罗贯中创作态度的严谨与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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