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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尼,不应被遗忘


□ 郑雪来


我最初知道“丽尼”这个名字是在上世纪40年代初。那时我才十六七岁。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屠格涅夫的一套小说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其中《贵族之家》、《前夜》就是由丽尼翻译的。
跟许多人一样,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位翻译家是位女性。后来我又读到了一本以“丽尼”署名的散文集,记不清这是他的《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三本散文集中的哪一本了,但其中所透露的哀婉甚至近乎苍凉的情调曾深深触动我的心弦。从某些篇章的叙述角度来看,我又感到他不会是一位女性。这个“谜”只是到了1954年我和他见面时才真正揭开。
这一年,原先的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研究室的编译组已扩建为“电影艺术编译社”,编译人员多达三十余人,被人们称为仅次于中央编译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室的“第三支编译队伍”。所有外国电影文学和史论翻译出版物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艺术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大约在年末,我听说时任电影局副局长的荒煤同志把郭安仁(亦即丽尼)从武汉大学教授的岗位上调到我们编译社来当副社长。我这时从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作的翻译和校订工作已有三四年,当然知道斯氏及其所领导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经常上演契诃夫的《伊凡诺夫》、《万尼亚舅舅》、《海鸥》等名剧,译者也是这位渴慕已久的丽尼。
头几年,我和他的接触不很多。他来社后,听说原来的社长程季华向荒煤建议:丽尼翻译成就高,年纪又比程大,似应由他担任第一社长,而程担任第二社长,后来就这样正式宣布了。他当时在社内还兼任编辑组组长。这时《电影艺术译丛》已从双月刊改为月刊,我听说他在《译丛》的选目和审稿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译丛组组长富澜是这个刊物的编辑部主任,而他则是这个刊物的主编。编译社出书的规模越来越大,除刊物外,各种各样外国电影史论和电影文学剧本的译稿都由他最后审定,一年下来,总不下四五百方宇。我有时颇为他感到“委屈”,他这么一位大翻译家,怎么不再去继续翻译世界文学名著,而宁肯充当一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编辑,而且始终那么勤勤恳恳、尽心尽力?
1956年,中国电影出版社正式成立,荒煤兼任社长,丽尼被任命为电影艺术编译室(后改称为外国电影编辑室)的室主任,我继续担任丛书组组长。由于室务会议不断,我和他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他那时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在会上很少发表意见。后来回想,这可能跟他背着“历史包袱”有关。1957年春我曾和他一起参加过民盟的座谈会和文化部召开的“鸣放”会,他始终静坐在那里,没有作过任何发言。后来在出版社举行的一次“鸣放”会上,有一位年轻女同事引用了英国思想家墙根“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丽尼曾表示赞同。没想到,这一“表示”却惹出了大祸。那些“左派”们大做文章,说他是表示用“知识”作为“力量”来对抗党的领导。紧接着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朝他而来。他调到我们单位后,始终在勤勤恳恳地工作,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他怎么“对抗”了?这事给我印象至深,也引起了我深深的义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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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电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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