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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张琳老师


□ 邓 刚

从云南采风回来,刚下飞机就接到晓峰电话,说张琳老师去逝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几乎是目瞪口呆,因为去云南之前,张琳老师还和我通过电话,他在电话里有些激动地告诉我,他用两至三倍的大剂量“传统药方”来医治,终于出现了奇迹,经过X光检查,肺部癌瘤几乎杀光,只剩下一点点了。听到我惊讶地“啊”了一声,他加重语气说,你这个人太固执了,不相信传统医学,我就是要用事实来证明……因为在这之前,我曾对他大量用“偏方”药剂,以毒攻毒的医治理念提出不同意见,我说癌症是后工业时代的高发病,最好是以现代医学为准,不要乱相信那些所谓能治百病的巫医。他说现代医学也要信,传统医学也要信,两个方面来治不是更好吗?我说不出话来,张琳老师这种难以置信的单纯和简单,往往令我不知所措。
写到这里,张琳老师的声音似乎还在我的耳边回响,可他的生命却过早地结束了。我恨死那些打着中医旗号的巫医了,我的另一位老朋友,就是听信这些家伙的蛊惑,在癌症初发时,就大吃毒蛇或什么有毒的草药,结果是很快地被“治”死了。
按中国人的习惯,人死后都多说吉利话,也就是多说他的优点,这连国家也不能免俗,所有的“讣告”上都是一片功劳和业绩。然而,写张琳老师,我却心情复杂,坦率地说,由于性格和个性的原因,他的人际关系不是太理想,换句话说,他也被大多数人所误解。由于我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所以,渐渐对他有一些客观地了解和理解,也就产生了一些感情,所以我今天写这篇悼念他的文章时,有着发自内心的忧伤。
我认识张琳老师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是全国都在高喊“实践检验真理”,是政治开始走向开明的春光明媚的日子。被错打成“右派”的张琳重新获得政治生命,很有些精神抖擞地回到文联。他那时才五十来岁,精力旺盛,创作欲望强烈,而且相当勤奋。虽然担任《海燕》主编的重任,却又大写小说报告文学,在省内外很有些反响。那时有很多“笔会”,我和张琳老师就经常在笔会上相遇,并同住一室。我发现他有许多“健康”的优点,例如他睡眠好,躺倒就睡,不怕灯光,不怕声音,与他同室,真是幸福。他对吃的从不挑三捡四,吃什么都香。而且他从不怀疑,也从不分析别人说话会有什么含意,也决不惶惑,对神秘的唯心主义,对复杂的宗教现象,他笑得和婴儿一样响亮,绝对不信。当时我是个“初露头角”的工人作者,所以见到张琳老师,敬仰得要命。我想,经过如此大起大落的人,肯定是思想深厚,经验丰富,对人生有着极透彻的悟性。然而,与他相处了不多日子,我就惊讶地发现这个饱受如此苦难的人,竟然会单纯得可爱,有时却又简单得可恨。也许多年政治压迫和改造,使张琳在生活上有着“独立性”,比如说吃饭,因为是集体用餐,大家都是等一张桌前坐满了人才敢动筷。他却我行我素,从不看别人脸色,拿起就吃,吃饱就走,有时一桌人刚坐齐,他呼地站起身来,说吃饱了,扬长而去。我对他此行为不满,他说这有什么,饿了就吃么,早吃晚吃我只是吃一个人份,这有啥不对的!
张琳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有着难以置信的单纯和简单,有些小说稍微写了点复杂的人性或深刻的感情,他就愤怒,甚至痛斥。于是,我就和他辩论,有时辩得和吵架一样,彼此脸红脖子粗。我毕竟是小辈,是业余作者,敢于和既是作家又是堂堂主编的张琳老师吵,这绝对是大逆不道。要是调换位置,一个小字辈敢与我争吵,我可饶不了他。所以吵完时,我既后悔又后怕。可更令我惊讶的是,无论吵得多厉害,过不上几个小时,他就忘得一干二净,就像从来没那回事儿。开始我有些警惕,认定他这是假装大度,但后来我却悲哀地发现,他确实忘得一干二净,因为他依然简单地面对一切,于是我们又继续吵下去。然而,正是从无数次吵架中,我对张琳老师产生了感情,他没有老谋深算,没有心怀叵测,你对他有什么意见就直说,就辩论,就吵架,决没问题。也就是说和这样的人交往不费力气。有一长段时间,我和他就像两个孩子,相互之间说话没遮没拦。参加笔会多有集体照相的机会,我发现不管有无领导和名作家在场,他总是当仁不让地站在中间位置。我就不客气地对他说,你这个抢风头的作风会惹人家不高兴。他却不解地反问我,这有什么,照相当然要站在最佳位置了。可是过了几天后,他竟然又恍然大悟地告诉我,你说得太对了,自从照相我自动往边上站以后,大家对我微笑多了。望着他孩子般真诚的表情,我心里一热,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张琳对文学青年有着相当的热情,热情得令你感动,但有时也热情得让你可笑。记得初学写作之时,我家很贫穷,一家三口与母亲、弟弟妹妹们七八个人全挤在不足二十平米的小房子里,根本没法写作。张琳老师得知这个情况后,就爽快地对我说,到我的办公室来写呗,我办公室空得很。我对文学痴迷得像个傻瓜,还真就不知天高地厚地跑到他的办公室写起稿子来。但在编辑部只有几天,我就看出他这个主编与下面的编辑们关系不太融洽,从工作中的一些简单对话中,我就明白他被大家误解,他的单纯在别人的眼里就只剩下简单,他的果断,在别人的眼里就是武断,他的忘我也成了自我。看到我坐在主编办公室,一些编辑很吃惊,以为是张琳私自雇了个打杂的秘书(在那个组织原则相当严谨的年月,这可是天大的胆子),有个女编辑还用不太友好的口气问我,你到这里干什么?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犯了个多么低级的错误,立即落荒而逃。张琳老师却不理解,多次对我说,我的办公室那样宽敞,你怎么不来写作呢?看着他真诚的疑惑,我心下感动,却又不知说什么好。有一个农村小伙子写来一篇很普通的小说,但张琳却相当重视,说偏僻农村作者写到这个程度不容易,并亲自到几百公里远的乡下寻找这个作者。当看到这个作者家里穷得都买不起炕席,张琳老师更加感动了,把作者请到大连参加笔会,无论在生活和创作上都给予百般鼓励和照顾。这个小伙子在笔会上最出色的展示是,他每顿饭能吃十几个馒头,最大的收获是长了二十斤体重回去,再也没有什么创作了。还有一个写了几篇小说的女作者,只因为在一封给编辑部的信中写了几句农村朴实而生动的句子,张琳就倍加赞美,说“这个作者已经成手了,是作家的材料”。后来,这个女作者弃文干别的工作。这使张琳老师大惑不解,并痛感人才流失。也许张琳老师的这些热情确实有些简单,甚至有些可笑,但是今天,我们还能找到对文学青年这样热情的老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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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6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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