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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抗战文学中的重庆城市形象塑造


□ 王学振

  靳明全先生最近在《文学评论》发表《深化国统区抗战文学之我见》一文,对国统区抗战文学(或日大后方抗战文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其中提到的重庆形象的扭曲和还原问题,尤其使我深受启发。受篇幅限制,也因为不是文章的重心所在,靳先生对这一问题没有进行更为具体更为详尽的解说。我觉得意犹末尽,所以不揣浅陋,愿意循着靳先生的思路,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阐发。
  诚如靳先生所指出的,目前的大后方抗战文学研究对重庆形象有着很大程度的扭曲。提起抗战时期的重庆,研究者关注的只是《雾重庆》、《重庆二十四小时》、《腐蚀》、《寒夜》等有限的几个文学文本,联想到的也是“雾”和“寒夜”等阴冷的意象。在宋之的《雾重庆》中,一群流亡到重庆的爱国青年报国无门,加之衣食无着,只得违心地干起了开饭馆、批命论相、当交际花等营生,有的在贫病中死亡,有的则心安理得地做起了发国难财的走私生意;在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中,难产的妇人面临着死亡的危险却因为没有钱而做不成手术,绝望的落魄者梦想着离开重庆回到昔日的花花世界,贪婪好色的奸商算计着单纯的少女,愤世嫉俗的正直青年四处碰壁;在茅盾的《腐蚀》中,曾经参加过学生运动和救亡工作的女青年,抵制不住特务头子的威逼利诱,堕入了特务组织的罗网,在奔走效劳的同时,还要遭受高级特务的侮辱和玩弄;在巴金的《寒夜》中,一对曾经立志“教育救国”的夫妇,在社会给与的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消失了锐气,男的在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之际满怀怨愤地死去,女的则成为上司装点门面的“花瓶”。由这些文本看来,抗战时期的重庆完完全全是十足的吞噬弱者的地狱、腐蚀青年的魔窟,在这里似乎只有官吏的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特务的横行霸道、草管人命,奸商的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小人物的贫困潦倒、求告无门。
  但是我们不禁感到疑惑:这就是抗战时期真实、全面的重庆形象吗?如果作为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的重庆仅仅只是一个地狱和魔窟,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乃至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何以会取得伟大的胜利?
  要全面评价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要准确把握大后方抗战文学中的重庆形象,首先必须认清这样两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其一,自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移驻重庆开始,重庆不仅成为了国民党在大后方实施统治的中心,也成为了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远东指挥中心。正如华盛顿之于美国、莫斯利之于苏联、伦敦之于英国一样,抗战时期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是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的世界反法西斯名城重庆。其二,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结果。”“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由于抗战时期特别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也由于当局在政策、措施方面的各种严重缺陷,国民政府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统治是很不如人意的(特别是曾经屡次挑起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摩擦),但在坚持抗战方面却还是有着一些积极的举措的,特别是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以重庆为代表的大后方人民更是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起到了不容抹杀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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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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