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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 祁进玉

  族群与族群关系是当代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的主题。究其原因是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使得不同的人群聚合在一起,或者使不同群体的接触更为频繁,族群与其他各种组织和群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多元的文化。在这种格局下,族群内部成员的适应,族群之间的协调不仅影响局部地区,甚至波及到全球。从持续半世纪的中东冲突到近来南斯拉夫危机,都说明了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协调成为当代的首要问题。
  族群(ethnic group)一词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使用,对于它的定义,今天仍有很大争议。在概念上,族群与民族有一定的区别。民族一般是指被制度化了的族群共同体,而族群则仅指一种人群范畴。吴泽霖主编的《人类学词典》对“族群”的解释是:一个由世族和种族自己集聚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
  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的新作: 《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是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研究现代羌族民族史的构建及其历史、文化的变迁来诠释“华夏边缘”的历史民族志。作者在前言中提到,《羌在汉藏之间》以在人类资源分享与竞争关系及其社会、文化与历史记忆上的表征,来说明人类一般性的族群认同与区分。进而,基于对“族群”(或民族、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新的理解,作者对于当代汉、羌、藏之间的族群关系,或更大范围的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提出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诠释。
  羌族,目前约有二十二万人,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地区。它的南方是分布于川、滇、黔三省,人口约六百五十八万的彝族。它的西方是人口四百五十九万,分布于中国四分之一土地的广大藏族。它的东方则是更广大的汉族——可能是全世界宣称有共同祖先的最大族群。羌族民众也常自豪地称“我们族是汉族、藏族,彝族的祖先”。何一个当前人口不过二十万的民族,可以使十多个民族联结在一起?这也是作者自一九九四年开始进行至今的羌族田野考察工作的初衷。他先后八次进入岷江上游与羌族分布聚居的北川地区做田野调查,累计约有十一个月。除了观察、记录当地的一般民族志资料外,他最重要的活动是问村民一些简单的问题,并做口述录音。作者通过经过设计的主题与问题,以及他与羌民民众的对话产生文本。“异文化”研究和人类学解释性的重新思考,引起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民族志的文本加以分析、解剖和批语的潮流。一九八二年《人类学年鉴》发表马库思(George Marcus)和库思曼(Dick Cushman)名为《民族志作为文本》的文章。两位作者主张,民族志可以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研究的对象,他们运用文学批评对故事的梗概、观点、性格化、内容和风格的划分和分析法,对民族志的写作法进行全面研究。而王明珂博士则认为,在研究取向上,无论是文献、口述资料或文化现象,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都被视为一种“文本”或“表征、再现”。“文本”之意义在于其与“情境”之互映,而“表征、再现”则是强调它们是在某种社会本相下产生的表象。文本存在于情境之中;情境也赖文本来显现与活化。
  文本分析在当前许多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领域中,都受到相当的重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文本分析方法较之于比较文学与语言学和民俗学等,又有较大的差异和宽泛的理解。文本分析不同于结合各种史料以归纳、发掘“事实”的“类比法”。不过把各种文献史料、口述资料与文化展演都当作一种“文本”,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进行文本分析时如何处理田野工作与文本的关系。《羌在汉藏之间》为了反思传统的“客观文化特征论”在族群认同与民族识别中的做法,以及构建民族典范史以及解构与重构等问题时,收集羌族当地人中广为流传的“弟兄祖先故事”和“英雄祖先故事”的文本并进行分析、诠释、演绎。然而,对田野作业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些现代学者看来,研究传说、故事、神话者,就应该进行田野作业。从理论上,传说的地方传统在民间,民众解释在民间,社会功能在民间,所以必须通过田野作业获得这些知识,任何现代文本研究都会希望获得田野调查的支持,那样的工作近乎完美。可惜好的理论只能接近事实,而不等于事实。事实之所以是事实,就在于它千样百种,变化万端,而不是理论。所以对古代传说做现代田野调查,用以印证古代传说,被限定在具体问题上。另外,王明珂博士在充分运用文本分析说明当代羌族的族群认同与区分时,尽可能收集多个流传较广的文本,如“弟兄祖先故事”在不同地区、不同人之间的意义歧变,因此才能加以比较,使文本透露出来的信息更具有可信度,
  对于羌族的族群认同研究以及典范羌族史的构建,最早约在一九一○——一九二○年,传教士陶伦士(Thomas Torrance)曾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教,并研究当地羌民。除记录描述羌民的文化特色之外,他也尝试探索、重建羌民历史——由夏代的大禹延续到清代。由于陶伦士将羌民的宗教视为一种“一神教”,他更进一步将这支民族的历史追溯到东迁的古代以色列人。由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另一位西方学者葛维汉(David Crookett Graham),也曾几度进入岷江上游地区做过调查。陶伦士与葛维汉对于“羌民”的兴趣,主要不是在其历史,他们以及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之羌民调查者的主要研究旨趣,都在于从文化、体质及语言来寻找、建立一个典范的当今“羌民”。在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著名学者如顾颉刚、马长寿、任乃强等,都投入“羌族史”研究之中,他们的研究仍然继承前一阶段的历史研究传统,强调“历史上”的羌族及其与中华民族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对当前的羌族则关注很少。与此同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岷江上游的本土历史神话,羌戈大战故事,引起学者的关注。这流行于理县、汶川一带的故事,述说一个族群如何自西北地区河湟流域逐渐向西向南迁居的过程。在青海省的河湟地区经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文化等遗存表明就已有人在此活动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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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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