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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教训


□ 于其化

  王安石变法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新法最后全部废除,他本人晚年也退居金陵,心灰意懒,不再过问政事。这次改革失败有多种原因,但王安石不能知人善任,致使一些趋炎附势、投机钻营之徒,借拥护新政之名,钻进了变法的领导班子,也实在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诚然,王安石在用人问题上有过一些精辟论述,写过《材论》,提出过“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用人办法,发出过“人才难得亦难知”的慨叹,其实他并不真懂用人之道。在《读孟尝君传》中,他强调只需“一士”就能办大事,而鄙弃众人智力,斥之为“鸡鸣狗盗之力”。而且,他所依靠的“士”,又没有认真识别,便轻率加以任用,全然忘了“难知”二字。比方那个吕惠卿,就因多方“迎合安石”,两人一起“论经义、多合”。王安石就十分赏识,说什么前代的儒者没有能比得上的,同时竭力“援引”,使他“骤至执政”,成为第一号依靠力量,“事无大小必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后来,王吕之间一度产生矛盾,吕惠卿便施奸计,故意对人说:“惠卿读儒书,只知仲尼之可尊;读外典,只知佛之可贵;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师。”把孔子、佛家、王安石三者并列,极尽吹捧之能事。这种拍马的话传到王安石耳中,嫌隙便立即解除了(宋高晦叟《珍席放谈》)。还有象邓绾之类“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物,也得到了王安石的重用。
  由于王安石用人的弱点,致使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人有空子可钻。正如顾炎武所说:“干进(钻营求官)之流,乘机抵隙。”(《日知录》卷十三)这当然使领导班子严重不纯。就说那个吕惠卿,当王安石一度失利离开相位时,他非但不救助,反而落井下石,“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此时那一帮风派人物立刻见风使舵,“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宋史纪事本末》)有的否定新法,有的借其他案件来株连诬害王安石。其后,王安石虽再度为相,但大势已去,成不了气候。剩下唯一可以参与机谋的心腹是自己的儿子王,不幸儿子又过早夭亡。他最后只好喟然长叹:“义不足以胜奸,而人人与之为敌。”(《王文公文集》卷十六)这就是十一世纪一个大政治家的悲剧。照理说,“义”是可以胜好的,为何又不能呢?关键在于,变法的事业虽然是正义的,却没有识别和任用一批主持正义的人,而让那些投机分子钻到心脏里来了。
  王安石的自食其果,早在他下台前的五、六年,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就被司马光预见到了。司马光说:“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与王介甫书》)那些借风上台的奸佞之徒,果真干了卖友、背叛、挖墙脚的可耻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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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4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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