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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华”到“秋实”


□ 贺桂梅

  严家炎教授,1933年生于上海,1958年北京大学副博士研究生肄业,后留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迄今。现为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丁玲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多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与唐弢共同主编)、《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论鲁迅的复调小说》、《金庸小说论稿》、《求实集》、《知春集》、《世纪的足音》、《考辨与析疑》等。2008年12月20日与27日,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博士陪同洪子诚教授就其合作研究的社科基金课题,对严家炎先生进行了两次访谈,涉及50年代大学文科建制、当代文学批评、新文学史研究、现代文学学科建设、金庸论争等诸多话题。这次整理出来的,主要是有关严家炎先生个人学术经历和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方面的内容。
  
  一、求学经历:从“文学青年”到北大副博士研究生
  
  贺桂梅在翻阅有关您的介绍文字时,我发现您在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副博士学位之前,并没有正规大学的学历,而就读过的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这所大学和一般大学有什么不同?当时您为什么选择这所大学?
  严家炎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苏州,它第一期招的都是老干部,比如山东南下的一些干部。第二期招的是知识青年,很大一批是大学生,但不一定是大学毕业的,也有高中生、初中生,文化程度是不一致的。但反正都是报了名,做了些考查就录取。我1950年6月报名,是违背我母亲的意思的,她让我上正规大学,近一点的就上复旦,我不干。我因高中时曾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一心想搞创作,自以为上“生活”这所大学最需要,可以快一点似的。听说华东革大培养土改干部,我就去了。到年底结业,就半年时间,是一种速成的训练干部的办法。
  贺桂梅 当时都学些什么内容?
  严家炎 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联系思想实际,强调知行统一,树立革命世界观。也留了二十天左右学《土改法》,讨论划分农村的阶级,几次土改中的经验教训。当时我自己的体会是,这种速成有一定效果,但这种效果要看老师教的怎么样。我们的老师是刘雪苇,后来被批判为“胡风分子”。他很早就到延安去了,参加了延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安文艺座谈会。他讲课讲得非常好。因为自己搞一点文艺工作,他就结合文艺工作讲一些体会,比如讲到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的论争,就说不要搞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不要以为翻个跟斗自己就俨然是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应该是踏踏实实的,真正的干革命应该是艰苦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我觉得听了他讲的那些东西之后,真有帮助,心悦诚服地愿意让自己成为革命海洋中的一滴水。如果是一个没有水平的人,在那里讲不出什么名堂来,我相信效果一定是很差的,所谓结业也是达不到要求的。刘雪苇讲得相当生动、相当深刻,很诚恳。连他自己参加革命后的体会都融合进去,收到一些特殊的效果。
  在正规大学是可以系统地读书而且受到严格训练的,这条路不应该被否定。我尽管在1950年到1956年这六年里还在抓紧时间学习,时间全都是花在学习上的,但觉得这还不够,还是应该进高等学校。特别是反胡风之后,刘雪苇这样的人也被抓起来,我很想不通,也很怀疑。胡风呢,我从40年代起,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喜欢看一些文艺方面的东西,我就认为他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一个进步的作家。解放初他就发表《时间开始了》,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激情的,是歌颂新中国、歌颂革命的。我原来还买了他几本书,像《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论现实主义的路》等,像路翎的作品,如《饥饿的郭素娥》,我都读过的。胡风的书很难读,读起来头痛,但总的意思能体会。
  贺桂梅 您当时读胡风和路翎的作品,和读解放区作家比如赵树理的作品,会更喜欢哪一种?
  严家炎 我觉得路翎还是有深度的,所以在1952年前后报纸上批《洼地上的“战役”》,我就有点想不通,有点不以为然。像解放区的作品,1949年上海一解放,我们喜欢文学的同学就自发地组织起来,暑假都没有回家,就在学校里面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区短篇小说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是读了再讨论的。我当然是拥护这个方向的,觉得有出息的文艺家应该到生活里面去,到火热的斗争里去。但是我并不否认有些作家他们的思想是深刻的,解放区有些作品就达不到。赵树理他们的作品读起来很亲切,让人耳目一新,是一种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感情,这个我很能理解也能接受。但我觉得这两种不一样,难道要把一些有深度的作品也降下来吗?
  贺桂梅 您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严家炎 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认为胡风等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是有深度的。所以后来反胡风反得那么厉害,以致所谓的密信都抄出来了,尤其是第二批发表的那些,显然纯粹是私人的通信,可是抄出来了。我觉得非常吃惊,无法理解。后来进行反胡风的学习,那时候全国各种岗位都要学习,并不光是文学艺术、文化部门,我们是经济部门,所有部门都要讨论,都要表态,都要划清界限。我把买的一些胡风等人的书就交给组织上审查了。我不认识这些人,除了刘雪苇是我们的老师以外,都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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