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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工题材小说


□ 周水涛

  内容提要:新时期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由草根创作与精英创作两大板块构成,底层叙述与叙述底层是这两大创作板块各自的叙事方式。两种叙事方式的叙事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叙事姿态差异:两种身份不同的叙事人决定了底层叙述的自诉姿态与叙述底层的代言姿态。二是平民立场与精英立场的对比构成立场差异,这种差异有两种具体表现:侧重物质世界与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并重的差异,现世性焦虑与现代性焦虑的差异。三是叙事指涉差异,叙事主体对打工生活的熟稔程度决定两种叙事的题材侧重,把握生活的方式影响决定两种叙事的指涉范围大小及主题分布的集散。叙事差异的互补性提升了农民工题材小说整体创作的价值。
  
  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涓涓溪流,进入本世纪初之后却有汤汤大河之势。这一创作有精英群体创作与“草根”群体创作(打工群体创作)两大板块。现在学界公认,农民工群体是最大的“底层”,在此,笔者分别将精英群体与草根群体对农民工这一最大的“底层”的描写称作“叙述底层”和“底层叙述”。底层叙述是农民工群体的自我叙述,身处底层的困厄和乡村精英群体的都市聚集,是底层叙述的主要内在驱动力,而能给某些利益集团(如寻觅商业利润的书商、追求政治业绩的地方政府等)带来利益,则是底层叙述得以发展的外在推手。现代传媒及现代舆论机制为底层发声提供条件等使底层叙述能直接进入主流媒体与当代公众表述管道,像叙述底层的声音那样被受众倾听。与“无产阶级文学”、“解放区文学”及讽刺歌谣等民间口头创作不同,底层的声音第一次不通过代言人而直接进入主流流通渠道。叙述底层的最根本动因是精英阶层的人文建构欲望,而“构建和谐社会”、“关注底层”等理念的流行及“三农问题”的凸显,则是“叙述底层”最终成为潮流的外在驱动。尽管底层叙述与叙述底层都将农民工当作叙事对象,二者似乎讲述着大致相同的故事,但事实上这两种叙述有着巨大的差异,本文从三个层面讨论二者的差异。
  
  一、叙事姿态差异
  
  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叙事有着两种身份不同的叙事人。在叙述底层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是“他者”,是被观照的客体,而在底层叙述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包括那些曾经有过打工经历的作家与文化人)既是叙述主体又是被叙述对象,叙述底层的叙述人是“体制内”的专业作家,而底层叙述的叙述人则主要是农民工或农民工本阶层的代言人(如被“招安”的打工作家)。叙述人的身份差异决定了叙事“姿态”的不同:底层叙述以“自诉”姿态叙事,叙述底层以“代言”姿态叙事。
  自诉(private prosecution),在法学范围内是指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向法院直接提起的刑事诉讼,在此是指底层叙述的叙事人(打工人或“打工作家”)从本阶层或自身利益出发说话或倾诉。代言,在此是指叙述底层的叙事人(“体制内”作家)出于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某种道德情感为“弱势群体”说话,当然也包括少数作家出于话语权的争夺而拿农民工“说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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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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