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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工题材小说


□ 周水涛

  内容提要:新时期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由草根创作与精英创作两大板块构成,底层叙述与叙述底层是这两大创作板块各自的叙事方式。两种叙事方式的叙事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叙事姿态差异:两种身份不同的叙事人决定了底层叙述的自诉姿态与叙述底层的代言姿态。二是平民立场与精英立场的对比构成立场差异,这种差异有两种具体表现:侧重物质世界与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并重的差异,现世性焦虑与现代性焦虑的差异。三是叙事指涉差异,叙事主体对打工生活的熟稔程度决定两种叙事的题材侧重,把握生活的方式影响决定两种叙事的指涉范围大小及主题分布的集散。叙事差异的互补性提升了农民工题材小说整体创作的价值。
  
  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涓涓溪流,进入本世纪初之后却有汤汤大河之势。这一创作有精英群体创作与“草根”群体创作(打工群体创作)两大板块。现在学界公认,农民工群体是最大的“底层”,在此,笔者分别将精英群体与草根群体对农民工这一最大的“底层”的描写称作“叙述底层”和“底层叙述”。底层叙述是农民工群体的自我叙述,身处底层的困厄和乡村精英群体的都市聚集,是底层叙述的主要内在驱动力,而能给某些利益集团(如寻觅商业利润的书商、追求政治业绩的地方政府等)带来利益,则是底层叙述得以发展的外在推手。现代传媒及现代舆论机制为底层发声提供条件等使底层叙述能直接进入主流媒体与当代公众表述管道,像叙述底层的声音那样被受众倾听。与“无产阶级文学”、“解放区文学”及讽刺歌谣等民间口头创作不同,底层的声音第一次不通过代言人而直接进入主流流通渠道。叙述底层的最根本动因是精英阶层的人文建构欲望,而“构建和谐社会”、“关注底层”等理念的流行及“三农问题”的凸显,则是“叙述底层”最终成为潮流的外在驱动。尽管底层叙述与叙述底层都将农民工当作叙事对象,二者似乎讲述着大致相同的故事,但事实上这两种叙述有着巨大的差异,本文从三个层面讨论二者的差异。
  
  一、叙事姿态差异
  
  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叙事有着两种身份不同的叙事人。在叙述底层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是“他者”,是被观照的客体,而在底层叙述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包括那些曾经有过打工经历的作家与文化人)既是叙述主体又是被叙述对象,叙述底层的叙述人是“体制内”的专业作家,而底层叙述的叙述人则主要是农民工或农民工本阶层的代言人(如被“招安”的打工作家)。叙述人的身份差异决定了叙事“姿态”的不同:底层叙述以“自诉”姿态叙事,叙述底层以“代言”姿态叙事。
  自诉(private prosecution),在法学范围内是指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向法院直接提起的刑事诉讼,在此是指底层叙述的叙事人(打工人或“打工作家”)从本阶层或自身利益出发说话或倾诉。代言,在此是指叙述底层的叙事人(“体制内”作家)出于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某种道德情感为“弱势群体”说话,当然也包括少数作家出于话语权的争夺而拿农民工“说事”。
  自诉,在底层叙述中有两种表现。一是“自叙”——以第一人称方式直接叙述“我”的经历与感受。也许“统计数据”更能说明问题。《江门文艺》是刊登“打工小说”的主要刊物,笔者对近几年刊登在该刊物上的作品做过粗略考查及统计,在直接标明为“小说”的作品中,以“我”为当事人和见证人的作品约占三分之一。在《外来工》、《打工族》等刊物上,以“我”为当事人和见证人的“打工小说”也占三分之一左右。已经知名的作家的创作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以“我”为“叙述人”,如张伟明的《对了,我是打工仔》、《我们的INT》、《下一站》、黄秀萍的《这里没有港湾》、周崇贤的《黑蝴蝶满天飞》、《漫无依泊》、王十月的《关外生活》、《烂尾楼》等,比较成功的作家的作品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以“我”为当事人和见证人,如黎志扬的《禁止浪漫》、鄢文江的《徘徊在三岔路口》、吕啸天的《摇摇滚滚青春路》、于怀岸的《台风之夜》、《鱼为什么没有上岸》、钟道宇的《经过》、黄岸贤的《白领丽人》、伍奇志的《伤心海洋》等。以“我”为当事人或见证人是自诉姿态的外在表现。当然,叙述底层也可以以“自叙”的方式进行,但底层叙述的在场感与亲历性(如自身苦痛与生命体验等),将底层叙述的自诉与叙述底层的“代言”区别开来。二是“我手写我心”。这是自诉叙事姿态的内在表现。在草根创作中,无论作品采用什么人称,我们都能看到隐藏在“故事讲述人”背后的打工人自身,因为讲述人将打工人的喜怒哀乐作为全部讲述内容、讲述时显露出来的喜怒哀乐、对打工群体自身利害得失的高度关注,表明他在讲述本人或本阶层的故事。
  代言,是一种俯瞰的写作姿态。张未民认为,“打工文学”创作是“在生存中写作”,因为这种写作首先要面对生存的窘迫与压力——“为衣、食、住等基本生存目标而奋争”,而精英创作则是“在写作中生存”,即写作是“作家”的生存方式与“生命过程”,叙述底层仅仅是他们实现自己人生过程的途径之一,因此他们没有“为衣、食、住等基本生存目标而奋争”的急切与焦虑,他们书写底层“注定是俯瞰式的”。这种俯瞰的叙事姿态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叙述人的超然:无论采用什么人称,叙述底层“隐在”的叙述人都是第三人称的——叙述人以职业的目光注视芸芸众生,显现出一种超脱自身利害得失的冷静。二是将农民工的苦难抽象化。这种抽象化有两种途径:或从自己所把握的生活中提取某种形而上的理念,或从“构建和谐社会”、“关注底层”等时髦的抽象理念出发去描写农民工。例如,白连春的《抢劫》与许春樵的《不许抢劫》都写农民工在都市生存的艰辛与社会对待农民工的不公及农民工“被动犯罪”的必然性,但与白连春为农民工的都市生存而撕心裂肺的呼喊不同,许春樵在强调农民工的利益的同时,从梅来抢劫出租车司机和杨树根等人绑架赖账工头等事件中从容地提炼出倡导社会公平与“构建社会和谐”等理念,强调经济秩序的改善与“社会和谐”的内在关联,其整体叙述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宏大叙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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