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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在中唐


□ 沙红兵

  第一次读宇文所安、川合康三,在笔者的阅读经验里都是令人难忘的不期而遇。宇文先生《自残与身份:上古中国对内在自我的呈现》一文,从身体与身份关系的全新角度,解读司马迁笔下自残复仇的刺客豫让、聂政故事,探讨从一个人的外表识别一个人与识别外表之下所隐藏的人,身份作为名字之“名”与作为名声之“名”、名誉之“名”等种种纠缠难清的问题。最后掉笔及于司马迁,提醒人们在豫让、聂政的背后,还有一位身罹腐刑而终“成一家之言”的史官,更是文底惊澜,余波悠长。第一次读川合康三,则是他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来华参加一次韩愈研讨会提交的会议论文,讨论韩愈的《画记》。这篇韩文向来因简单罗列画中内容而被讥为“甲乙账”,如开头三句“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而执大旗前立”,但川合先生却独具慧眼,指出即以这几句为例,如果韩愈仅满足于客观罗列,第三句只要沿用前两句的句式即可,但其实不然,正表明作者要用与文学完全不同的语言、用离文学最远的样式来创造文学。
  近两年相继推出的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以下简称《变容》)两部著作,再次唤起了笔者的不期而遇之感。两位分别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中唐”文学时空里不期而遇。钱钟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宇文、川合的这两部著作,在主要论旨、研究范式,甚至具体篇目安排上,都形成了意味深长的相互映照。
  《终结》、《变容》二书中文版各有一个基本相同的副标题:“中唐文学文化论集”、“中唐文学论集”。这些副标题显然更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与读者长期以来形成的写作、阅读习惯。宇文也明确知道现有书名里打上引号的“中世纪”与欧洲意义上的中世纪(the Middle Ages)不同。但他依然使用这一欧洲术语,意在唤起一种类比联想:欧洲从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和中国从唐到宋的转型,虽然有深刻的差别,但两者之间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从“中世纪”这个切入点进入,可以提醒人们从熟悉的“中唐”情境、从既有的习惯定势中走出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思考八九世纪之交唐代贞元、元和年间的特殊历史阶段,中国文学、文化初次发生的重大变化。“当我们改变文学史分期的语境,熟悉的文本也会带上新的重要性,我们也会注意到我们原本忽视了的东西。”(《终结·前言》)与《终结》相比,《变容》一书是多篇文章的结集,以《终南山的变容》这篇代表性论文作为书题,川合也许不像宇文借用“中世纪”那样有意为之,但整部著作却也具有着同样的明确意识:“内藤湖南曾经以唐代为中世,以宋代为近世,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被称为唐宋变革期的这一转变,即使在文学领域也能于中唐看到。”(《变容》,25页)也正与宇文一样,将“中唐”置于内藤湖南所揭橥的唐宋转型的大格局之中,作整体性的观照和体味。在此,“众多文人士大夫共同分享同一种价值观”(《终结》,15页),这不仅体现在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家的创作之中,也体现在聚集于他们周围的一批影响力稍逊、但同样个性鲜明的小诗人身上,特别是聚集于韩愈身边的卢仝、孟郊、李贺等新型诗人,他们共同散发出一种磨砺得锐利的个性魅力。
  宇文“中世纪”的命名也许稍嫌突兀,但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中世纪终结之后个性解放、个体意识复苏等观念,却也可以约定俗成地帮助我们更好地与宇文、川合对于中唐文学、文化魅力的解读会心会意。但看宇文在“诠释”一章里所指出的,中唐作家以十分明显的“个人”面目出现的、与以往公众性表述不同的一些个性诠释。孟郊的儿子早夭,韩愈作《孟东野失子》诗相赠,先是以孟郊的口气质问天一何无情,接着以天的口气作答:“有子与无子,祸福未可原。鱼子满母腹,一一欲谁怜。细腰不自乳,举族常孤鳏。鸱枭啄母脑,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时,坼裂肝与肠。好子虽云好,未还恩与勤。恶子不可说,鸱枭蝮蛇然。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怕老友不能从失子之痛中走将出来,作诗以慰,本也是人之常情,但这些诗句显然与常规的劝慰之辞相去甚远,将人间的父子关系与自然界鸱枭、蝮蛇母子之间的生死代价连类比较,作有子、无子的齐物之论。 这些生与死的“诠释”,不甚尊重传统诠释或规范性反应在唐代社会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简直是在逼迫孟郊强颜欢笑”(《终结》,58页)。不过,韩愈的强词说理在孟郊自己对失子所作的诠释面前,恐还要黯然失色。孟郊由春霜杀死杏蕾的物候现象发兴,一口气写下《杏殇》组诗九首。虽然起兴相同,但每首诗都由诗人的联想串起不同的意象,木心、冻珠、落星、点点明膏、凝泣……这些意象令人目不暇接,每一个都附带着对失子的类比性诠释,同时也表明失子事件原本没有一个稳定性的诠释。由此,这组诗实际上乃由反复出现的怀疑组成,而在怀疑的背后,又恰恰隐藏着诗人主体意识的自觉。换句话说,失子是悲痛的,但对失子的诠释也可以打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与韩孟相似,在川合康三那里,则是白居易同样建立于自我诠释之上的自我安慰。白流谪江州,作《舟行》诗云:“帆影日渐高,闲眠犹未起。起问鼓人,已行三十里。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饱食其婆娑,盥漱秋江水。平生沧浪意,一旦来游此。何况不失家,舟中载妻子。”本属天天重复的一连串行为,在此变成一个一个新鲜的生活体验,放出光彩。这已经与一般的贬谪之诗大异其趣,而在诗的结尾,白居易又再抒感慨:夙昔所抱的栖隐之思,于今意外得到实现,而且免遭家庭离散之忧,妻子儿女也携同随往。将这首诗整合起来看,诗的前半部分表述的幸福感,正依赖于诗末四句的支撑,而反过来,诗末四句的点醒,也使得“诗没有在肉体感到的快适和感觉及由此泛起的微小幸福感的吐露中结束”(《变容》,19页)。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从个人角度出发的、独出心裁的见解称之为“中唐的安慰”,不仅在宇文、川合所举的这些例子里,在韩愈、柳宗元对一些下第士人的“赠序”里,最特出的,在柳宗元以祝贺形式劝慰朋友失火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里,一次又一次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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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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