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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与分歧反思


□ 程光炜

  内容提要 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具有学科“自足性”的问题之所以一直令人疑惑,原因就在于它并未完成自身叙述的“历史化”过程,没有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相对完整和稳定的一整套知识谱系。文学批评当然是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书写方式,是不断激活其思考能力的重要因素。但是,文学批评是否能够取代当代文学研究,成为支配性的学科力量,仍然存有争议。另外,宏观论述的表达方式,为什么始终困扰着当代文学向具体化、精细化的方面发展,这个现象也需要加以省思。
  关键词 当代文学 历史化 文学批评 宏观论述
  
  毋庸讳言,在目前中文系七个基础学科中,“当代文学”的学科可靠性一直让人疑惑和担心(类似情况,恐怕还有文艺学、比较文学和语言学理论这类非“传统”学科)。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上,当代文学不称“当代文学史”,而称“当代文学批评”,一二字之易,差别甚大;“现代文学”则被称作“现代文学史”,在学科中处于较高位置。在“现代文学”研究人士心目中,学科内部的这种安排,好像是一个没有疑问的事实。但是,这种“身份危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同和看得清楚的。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叙述中,当代文学是相当“繁荣”的,它的“敏锐性”、“知识信息量”,它的“思想深度”和对别的领域的启发性,可能都不应该在“现代文学”之下(或者更高?)。当代文学思想的活跃性和姿态的多样性,它对当代中国现实的深切关注和有力的剖析,都是一个必须看到的事实。不过,不同意见的存在却只能加重我们的担忧,即,在今天,当代文学研究界,对学科如何发展其实并没有形成任何共识,相反,其分歧还有继续扩大的危险。“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不确定性,一些可能来自同一学科内部的偏见、歧视,另外一些来自对学科“标准”的不同看法,还有一些则是它本身的问题。例如对“批评”、“研究”价值估定的分歧。是不停地跟踪现象?还是停下来做一些清理和切实的研究?以及设定边界、积累资料进而形成话语共识,等等。
  
  一
  
  始终没有将自身和研究对象“历史化”,是困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我国现代学术史上,所谓“学问”之建立,一个很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一个学科、一个学者有没有一个(或一些)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而这个(这些)研究能否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而存在,并拥有足以清楚、自律和坚固的历史逻辑,是可以作为“学问”来看待的一个基本根据。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古代文学、古汉语普遍被认为是中文系最有“学问”的关键性学科。在当时,“现代文学”就如同今天的“当代文学”一样“跛脚”,而且倍受“二古”歧视与奚落。经过二十多年和几代人的努力,这种“落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目前现代文学研究界,某些人的自我感觉,似乎已经和当年的“二古”学科一样地“良好”了。其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即由于它对自身及其研究对象持之以恒所开展的“历史化”的工作,足以被人看作是一门可以称道的“学问”。这种历史化,既有时间范畴上的,如“五四文学”、“30年代文学”、“40年代文学”,也有地域上的,如“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东北沦陷区文学”;既有流派上的,如“京派”、“海派”、“自传体抒情小说”、“乡土小说”、“为人生文学”等,还有作家作品研究,如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丁玲、钱钟书、张爱玲等专属领域。为此,成立了诸多名目的“研究会”(如“鲁研会”、“郭研会”、“曹研会”),并且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界”和“研究圈子”。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凡“知名”学者,谁都知道他是“研究什么”的。而在当代文学界,提到学者名字,皆可以统称为“搞当代文学的”,或都是“著名批评家”。这样的“称呼”,自然让人感到不甚舒服,但实在也道出了当代文学一直缺乏学科自律、没有历史规划,因此带有相当的学科随意性的尴尬现状。
  当然,上述“缺失”,近年来已有所改观。在当代文学中,已经出现了一批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有了基本的“历史眼光”和“研究方法”,同时,也开始形成一些比较固定的研究“范畴”,如“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80年代文学”等。但是,在人数众多的当代文学界,“当代文学研究”的声音依然是非常微弱、寂寞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历史习惯的问题。大家都没有将它当作一个“历史”学科看,所以不认为“潜下心来”,就应该是当代文学的所为。在一些人眼里,它还可能被看作是“不敏感”、“没才气”的表现。而在当代文学中,“才气”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从业素质,这就使一些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出名,但是可能中年之后,随着敏锐度下降,精力日益不济,便不得不渐渐退出竞争,变得无事可做,或以文学活动为主,当然也有例外(在当代文学中,知识结构的新旧与否是很重要的;它在其他学科虽然也有必要,但“功夫”的深浅却往往更受重视)。这种情况,与许多“传统”学科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属于“历史”学科,不少人虽出名较晚,但在中年、老年阶段反而日见“炉火纯青”,他们“最好”的著作,不少是在这一人生阶段完成的。二是潜意识中偏重追求“轰动效应”,把当代文学等同于“提出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方式,也不能说在研究者中没有较大的市场。当然,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学科性质,就在于它比其他学科更重视“前瞻性”和“前沿话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在学科中占有“压倒”趋势,甚或成为一哄而起的选择,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如“问题”的表面化、话题化和泡沫化,缺乏深潜的研究和继续追问的实际效果。它势必会导致心态的悬浮,使人们的批评观点经常处于一种朝现夕变、疑惑时起的状态。在这样情况下,难以有稳定可靠、根据十足的成果问世。这也是我们必须警惕的。三是仍然把对不断涌现的纷繁文学现象的“宏观式”跟踪和描述,看作当代文学的“主流”方向。自然,作为文学发展的某些标志性东西,“现象”、“潮流”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有时候,它还会成为认识一个时期文学“根本规律”的敏感的试金石。而这种“现象批评”也存在一些需要质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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