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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革命:从张闻天的晋陕调查看晋西北乡村社会


□ 邓宏琴

  在目前根据地史的研究中,对于社会经济的探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它不仅牵涉到对根据地农村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变迁状况的认识,而且对于今日的现代化发展也是一个中心议题。从现存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探讨,较早时期的学者多集中在对根据地政府颁布的政策和法令、实施的措施和效果及根据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等宏观层面的论述,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对于把握战争时期的乡村经济虽有助益,但却无法让人了解实践层面上农民的生产、生存状态以及乡村经济的实质和走向。不过,近些年来的研究,有学者已经深入到乡村民众的日常经济生活中,挖掘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真实图景,“本土化”和“自下而上”成为当前根据地经济研究的新视角,岳谦厚、张玮著《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书海出版社,二○○五年八月版)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该书以新发现的张闻天对晋西北村庄调查的原始资料为依据,对晋西北乡村社会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做出论述。
  作者所依据的资料是张闻天的晋陕调查。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调查颇为重视,但多就调查而言调查,并没有将其中丰富的反映农村社会历史变迁面貌的史料信息运用到实际的研究中,真正以此为史料来源形成的论著并不多见。另外,学界虽对张闻天的晋陕调查早已熟知,但仅限于其对陕北神府八个自然村、米脂杨家沟等的调查,对有关晋西北调查的了解,限于《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这仅是在调查材料的基础上综合概括而成的一份报告,而最为原始的调查记录因下落不明而淡出了学者的视野。岳谦厚、张玮教授长期奔波于晋西北乡村各地,坚持不懈地进行田野调查,并在此过程中发现了张闻天对晋西北调查的原始材料。这些调查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内容丰富全面,“举凡地理、土壤、交通、河流、物产、历史沿革、土地、人口、劳动力、牲畜、农具、种子、肥料、作物种植与产量、资金、农业技术、水利、耕作制度、财产分配、农村副业或商业、借贷关系、租佃体系、雇佣劳动、钱粮税收及各种差役负担、土地价格、粮食与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战争初期损失,以及风土人情、家庭关系、血缘宗族……几乎应有尽有而并不完全局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或地权变化与租佃制度”(297页)。作者充分挖掘调查中所蕴含的丰富多样的内容,将论证建立在独一无二的史料基础之上,保证了论述的充分与深入,其在资料方面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该书是第一部研究晋西北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专著。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华北地区的内陆村庄,对边缘性村庄关注不足,这样勾勒出的华北乡村社会的面貌显然不够全面和深入,也势必影响对华北区域研究的结论。目前虽有对晋西北的关注,但主要是对当地的雇工、士绅、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乡村的现代化发展等的论述,以论文为主,多侧重于其中的某一层面,无法清晰地呈现晋西北乡村社会的整体面貌。更何况,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作为生存基础的农业生产和最低要求的物质生活状况是了解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入口,如果对此不能透彻了解,便不能明了乡村社会的内在本质。如此,该书的研究可谓填补了根据地乡村经济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同时对于研究华北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与内陆农村的相似与差异,并进而构筑华北乡村社会的整体框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如此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以往对华北乡村社会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日本的殖民入侵是根据地乡村社会发生变动的主要动力源,这是在讨论中共根据地乡村社会变迁时所必须考虑的共性因素,但这种共性在各个区域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性,所以在做区域史研究时,还需结合具体的乡村传统和地方性知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晋西北就遭到了战火的蹂躏,同时由于地理位置上的重要,中国共产党对晋西北根据地也开辟较早,展开的各个方面的建设工作引发了当地经济结构、政治权威和老百姓观念意识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与当地“黄土”的自然生态环境特性紧密相关。该著即从晋西北地区乡村社会的生态背景入手,细致地呈现该地的地理与社会经济环境,以及与中共革命和日本殖民侵略之间的交错互动。在著作的整个论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农副业的经济收入,还是对租佃、雇佣等社会关系和农民生活的探讨,都离不开“黄土”这一区域经济的地理特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定人文社会空间,“黄土”的生存环境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在晋西北乡村社会变迁历程中表现尤为突出。作者紧紧抓住这些影响地域社会运行的重要因素展开论述。
  关于晋西北乡村社会的村庄经济,作者分别选取了四个可以代表晋西北中北部、中南部以及为数不多的集乡村与市镇二元身份于一体的村庄来勾勒其面貌,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了在黄土、中共革命与日本侵略的背景下,晋西北村庄的土地和劳动力状况、农家的资本、农作物种植、农业的技术与产量、农副及其他的经济收入以及地权分配、雇佣关系、租佃关系、农民的田赋、摊款及公粮负担等各个层面。作者在论述中摆脱了对经济史的“概念化书写”,不带有任何先入为主的理论预设,而是对各种具体的经济数字做出细致的计量分析,注意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呈现同一个主题,在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具体而言,在中共革命和战争破坏的影响下,晋西北乡村的耕地逐步得到最大化利用,但农户非正常分家析产的增多以及中共对乡村地权的变革,使得土地日渐呈现分散化趋势,农户占有的平均耕地面积和农田亩产量均有下降,家庭式经营方式的小农经济更加稳固,自耕农增多,中农化态势日趋明显;农具、技术的落后和资本的缺乏使得农民始终无法扩大再生产,终年重复着简单的农业再生产,农业边际劳动报酬减少;乡村中的借贷关系趋于沉寂,在少量的借贷中,传统的乡里、友情及宗族血缘认同的作用突出,互助性借贷成为经常现象。租佃形式由地租向伙种发展,租制由定额制向分成制转化,地租形态由钱租向物租逆转;农户钱粮税收和各种差役负担有的绝对增加,有的相对增加。同时,宗族血缘认同下降,农村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作者选取的四个村庄由于处于同一社会生态系统中,在经济面貌上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也由于交通、人地比例、副业生产、村庄历史等的不同而在物质生活水平、社会关系上表现出诸多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是同一经济生态圈内同一种经济变革模式的不同阶段,而是同一发展阶段上多线形的发展趋势(196—197页)。这是在乡村经济史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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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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