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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民族主义


□ 李政亮

  瑞典人类学家奥尔韦·勒夫格伦(Orvar Lofgren)在《度假》(On Holiday)一书当中,相当有趣地讨论了风景(landscape)在民族主义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凡事都与英国相较的十九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内心其实相当自卑,美国既没有历史名胜古迹,也无专收贵族子弟的伊顿公学,更无牛津、剑桥等高级知识殿堂。不过,内心自卑的美国人却在自然原野当中,找出凝聚其国族历史的重要媒介——风景。随着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旅行产业的崛起以及作家游记的出现,迅速产生了哈德逊河与东部山景等地景,通过旅行,旅行者与风景在人与土地互动之间建立了美国认同。不仅如此,随后,美国的观光业更往真正的荒野西部前进,内华达山脉也成崭新的景观。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也介入风景的生产与界定,一八七二年成立的黄石公园就是一个例子。黄石公园是美国著名的国家公园,“国家公园”的概念在创设之初,是被视为国族意识的必须要素来考量的。
  风景也因此不仅是自然风景,还包含人们对风景的诠释与运用。事实上,这与风景概念在西方的转变有直接的关联。在文艺复兴之前,风景与自然的意义环环相扣。在文艺复兴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出现之后,人们开始以自身的角度看待周遭的事物,也就是,主体/客体的二元关系被确定。展现在科学方面的,就是物理学的“人作为自然支配者”的信念;展现在绘画方面的,则是得以表现空间的远近法(或称透视法)的出现;这样的思潮,也带来了哲学与社会科学的革命。与此同时,现实的客体与人所想象的表象也开始被区隔开。就风景来说,风景不仅是一种现实的自然景观,人们对风景的想象也开始成为风景的一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风景也成为建构“想象共同体”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就此而论,德国可谓是其中的代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当中,始终存在一个代表理性文明的他者——邻近的法国,面对十八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不仅法国思想家们自认代表一种普遍理性,就连德国也将之视为文明的典范。因此,十九世纪中期德意志的民族运动者只有另辟蹊径建立属于德意志的独特文化。格林兄弟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他们搜罗了德国历史与民间的传说尝试建构属于德意志的民众(Volk)文化。在这个建构过程当中,他们尝试赋予德意志人一种土朴刚健的形象,以与法兰西文明做区隔。与格林兄弟大约同一时期,德国第一位将民俗学视为学科的里勒(Wilhelm Heinrich Richl),也随着格林兄弟的步伐,找寻德意志自身的独特文化。里勒选择的是德意志的森林。在他眼中,森林不仅是德意志起源的象征,更是德意志未来的保证。
  十九世纪中期德意志的民族运动者的实践,主要是发生在文化思想层面。较全面地通过风景建构国家认同,则是在第二帝政时期。如同历史学者阿隆·孔菲诺(Alon Confino)对德意志第二帝政时期“家乡(Heimat)运动”的研究所指出的,德意志帝国的成立以北部的普鲁士为主导力量,处在德法边境的南方诸邦国并不积极,直到家乡运动风潮开启之后,才逐渐融入这一新生的帝国。所谓的家乡运动是指德意志帝国将民族转化为“家乡”的过程,家乡运动者试图将与个人无关的民族,转化为可亲近与可掌握的东西;而其方式,则是通过对地域的历史、自然、风俗的整理,将这一切转化为民族情谊。家乡运动的特色之一,是家乡风土书籍的出版与家乡博物馆的大量出现。也就是,通过风景这样可见可视的具体事物,型塑民族情感。然而,在德国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风景也成为独裁主义者眼中我者较他者更为优越的工具,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当中,德意志的优越性成为当时各种文化生产的前提,而德国风景所蕴含的价值较法国为优越也成为当时德国研究者大加论证的主题之一。甚至纳粹掌权前后,德国还出现以山岳雄景象征自身“优秀”文化的山岳电影(mountain film)。值得注意的是,正当西方国家以风景为对象通过文化生产机制形塑国家认同之际,东亚的局势也处于迅速的变化当中,风景也不例外地成为民族国家文化政治的一环,从日本的志贺重昂、柳田国男到中国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广州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都是具体例证。西方国家对风景的不同运用,也一样出现在东亚社会当中。
  在新兴帝国日本,风景被纳进民族主义建构文化政治的一环,首推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这部出版于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描写日本自然风景的作品,之所以引起轰动,有其特定的政治实践与文化政治的意涵。志贺重昂于一八八○年进入北海道的札幌农校(即今日的北海道大学),当时的札幌农校,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学校,在日本积极开发北海道的政策之下,该校引进了大批的外国教师。在此环境影响之下,志贺重昂遂许下了成为游历世界的旅行者的心愿。事实上,志贺重昂在从学校毕业成为中学教师之后,便前往南亚考察,然而,这个考察过程当中,最让他难忘的乃是欧美殖民下人民生活的惨状。这个经历也为他日后的主张埋下伏笔。值得注意的是,志贺重昂知识形成的过程,也正值日本两股截然不同思潮对峙的时期,一是欧化路线,被称之为“鹿鸣馆”的西洋式建筑里夜夜的西式宴会,成为欧化路线的象征;与欧化路线相对应的,则是高举本土文化价值、反对无条件西化的国粹派。早在写作《日本风景论》之前,目睹南亚殖民地惨状的志贺重昂,便已在日后成为国粹派重要刊物的《日本人》上发表文章,提倡本土文化的价值。在他眼中,欧化主义是迫切、善变、基础不稳的,而且欧化主义的提倡者有着面对西方的卑屈心理,这种心理无法带领日本走向独立之路。相对之下,日本主义则是改革的、诚实的。如同他在《日本人》创刊号中指出的,“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选择符合日本人民和日本这个国家的宗教、道德、教育、美术、政治及生产制度,从此,决定日本人民现在和未来的出路”。在政治实践路线上,他的自我定位是“改革者”而非“革命家”,“修缮者”而非“颠覆者”。他的实践目标则在于修补国家最为脆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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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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