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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


  共和国成立至今,已建过两个“3 0年”。第一个30年是计划经济的30年,在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中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化基础,但僵化、封闭的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个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摒弃了斯大林一毛泽东的计划体制模式,推进了市场化改革,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实现了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发展失衡、社会公平公正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起飞和崛起的基础和特征可以归结为“增长红利”。其外生因素是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中国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改革和冷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其内生因素是“人口红利”。前者扩大了生产边界,即市场需求,后者使供给得以保障。在新的30年中,我认为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性因素,包括内生、外生,需求、供给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讲,未来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前30年的简单外推,而是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新时期,经济增长将会从高速转向常规,增长的动力将会从“增长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这也标志着中国经济从前一个30年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特定的“增长红利”面临衰竭1.人口结构老化,城镇化进程放缓人口学( demography)的研究表明,在过去30年,劳动年龄人口由5.60亿增长为9.18亿,由此形成了劳动力资源丰富、抚养比较低、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

  但是,200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开始放缓,《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目前为1.65亿,2020年将增加到2.4亿,2030年时则高达3.4亿,届时约占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抚养比在2015年出现拐点并开始上升。长期存在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人口结构趋于老化。

  “人口红利”衰竭并由正转负在经济上的含义是: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居民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投资率和资本形成的下降。过去30年的低消费、低劳动力成本支持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变化。

  除了人口学的一般观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中国“二元经济”下的人口迁徙问题,即城镇化的进程。过去30年,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吸引了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转移,外出农民工在城镇总劳动力的占比持续上升。但2007年以来开始趋于稳定,农民工城镇就业数量增长率开始回落。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已开始反映了上述变化,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同时农民工工资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在2004年-2007年期间,农民工的工资年增长率大约为7%,2008年增长了19%。

  尽管部分学者认为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但我认为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年龄和知识结构等因素阻滞了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因而导致“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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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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