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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哭奶奶


□ 关海山

转眼间,奶奶去世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中,我曾不止几十次、几百次地梦见奶奶,有时候白天做事情坐下来休息,神经刚一松驰,无端地就看见她站在我前面,并且能很清晰地听见她同我说话,一语一笑,一言一行,都和在世时没有任何两样,而每当我要努力地留存这情景时,一切又无踪无影,归复了寂静。唉,想着以前的时日,还历历如在昨天,我却不能再接受奶奶的爱抚,哪怕是对我的呵斥。有谁能够理解我此时的心情呢?
可以说,自嫁到关家,奶奶几乎没享过什么福。她十九岁过门,二十六、七岁时,爷爷便随国民党南京政府到了台湾,一去就是四十多年。曾祖父为早期同盟会会员,矢志革命,东奔西走,奶奶及其余家人相随左右,终年居无定所,食不裹腹。尤其在西安暂住的两年,姑妈四岁,父亲刚出生不久,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奶奶甚至去给人洗衣和拣拾破烂,长期的凉水浸泡,致使整条左臂红紫异常,终生不能恢复。后来定居运城,生活刚安稳,又赶上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因为爷爷的问题,亲戚们怕受牵连,都与奶奶划清了界线,就连爷爷的亲哥哥也以极不平等的方式与奶奶分了家。分家后,孤儿寡母的,奶奶生活之困窘就可想而知了。听爸爸说,那时家里粮食不够吃,以至刚强的奶奶捧着饭碗跪在地里拣麦粒,一晌下来,小腿、膝盖都被麦茬扎磨得血迹斑斑!——捧着饭碗拣麦粒,若不是发生在自己亲人的身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但在人格上,奶奶是无愧的。她一辈子没和人吵过架,对别人的困难总是倾力相助,在村子里义务接生四十余年,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从来是随叫随到,更没出过任何事故,直到她病重不能下床。难能可贵的是,她从没有因此而收过别人一分钱,吃过别人一顿饭,现在,村子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奶奶接生的,全村男女老少,不分父子,见面都亲热地称她“关妈”。听到这称呼,想必奶奶是很自豪吧。
是的,奶奶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认识一个字,但她多少年来,清清白白,崇尚道德,和睦邻里,任劳任怨,似一介妇人之躯拉扯着关家后代,贫穷却从不龌龊,瘦弱但从不弯腰,让我每每看见社会上一些所谓知书达礼的体面人的所作所为时,便不由想到我的奶奶,想到我那甚至连“人”字也不会写的奶奶!
1988年,与奶奶分别了四十一年的爷爷从台湾回来,看到儿女成群,家里井井有条,又听了乡邻对奶奶这些年所受的苦难及奶奶的种种事迹的讲述,木禁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奶奶反倒在一旁劝爷爷:“回来了就好。儿孙一大堆的,哭什么?没出息!”
其实,奶奶的心里何尝不在流血?只是多年的艰辛早磨就了她乐观地面对一切的性格,她的眼泪早哭干了!
爷爷一回来,我们家的亲戚也骤然多了起来,沸沸扬扬的,屋里院外热闹非凡。这时候,奶奶却常常一个人默默地躲在背人处发呆,一坐就是小半天。叽叽喳喳的人们都忙着招呼台湾贵客了,有谁还能留心到这不起眼的老太婆呢?终于有一天爷爷带领一大群人去给曾祖父上坟,奶奶说啥也不去。将到墓地时,却有邻人跑来告说,奶奶突然休克了。我赶忙回去,只见奶奶躺在土炕上,浑身抽搐,面无血色,吓得我站在一旁直哭。过了一个多小时,奶奶慢慢醒转,大家就各忙各去了。后来,也没有人再提起过此事。想一想,也是,奶奶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大家要关心的事又那么多,这样一件小事过去就过去了,谁还能总把它记挂在心里呢。
可是……我呢?也不过尔尔。我自幼体弱多病,又排行老大,多年的寡居及种种生活之艰辛愈坚定了奶奶延续关氏香火之决心,因此,对我呵护备至,格外地溺爱。然而,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时间长了,反倒觉着理应如此。上学期间,我借口住校,礼拜天宁愿与同学吃喝疯玩,也不回家去看奶奶。偶尔回去几次,还找茬和奶奶拌嘴,惹她生气。大学毕业后,由于工作等诸事不顺心,我却把火发到了奶奶身上。那时候,我目空一切,即使半夜三更,也能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大闹一场,从没有考虑过奶奶的心情及其它。现在想起来,我真是十足的混蛋呀!奶奶只不过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妇女而已,有什么能力去解决使我感到头痛的事情呢?可当时,我竟魔鬼缠身似地不由自己。
每次我无理取闹时,奶奶总是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坐在一边半声不吭,目光哀伤,满脸的木然,嘴唇颤动着,以她那古老的浑厚方式所表示的奴性的爱心忍受着,原谅着……后来奶奶得了癌症,我曾几次向做医生的父亲打听,奶奶的病与生气有无关系?或许我潜意识里想以“无知”来解脱自己从前的所为;或许我想听到父亲说一句“没有关系”,以此来减轻自己的良心的重负——奶奶的病实在是被我气的呀!
奶奶的病刚出现时,先是右腿上部长出小拇指肚大的一个硬块,很快便影响到走路。去某市医院检查,又被误诊,仅半年多时间,就做了两次手术,每次手术后的半个月二十天,奶奶都恶心呕吐,水米不进,输液的针头扎得胳膊、手上密密麻麻的全是红点点,病情却未见一点好转。到去年六月份,右腿已肿得套不进裤子,而且,不间歇地浑身瘙痒,我们在旁不停地搔搓也不顶事。不得已,7月份去西安再做手术。手术时,自上午 10点到下午4点我一直蹲在手术室门口,心里烦燥不安,一口水没喝也不觉得饥渴。医生端着满满一脸盆从奶奶腿上取出的癌变物说,你们放心吧,做了手术就好了。那时,我竟天真地信以为真,看手术顺利也就放了心,高兴得一口气喝下两瓶啤酒!晚上,我和安黎一起去贾平凹家,平凹给我念了一篇他不久前给《家庭》写的专栏文章《说死》,又给我讲了他父亲当时的病,想藉以启发我的超脱,而我还欣喜地告诉他,我奶奶经过这次手术或许还就彻底好了呢?是否人在那种心情下都变得蠢笨,都愿意相信奇迹会在自己的身上出现?唉,早知道后来,我宁愿一个朋友也不去见,时刻守在奶奶身边,哪怕多陪伴她半分钟,也好让我少一份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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