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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们


□ 孙 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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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前,一位从国外回来的友人找我,说要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箭杆胡同看看。那一天下着小雨,我和友人骑着自行车在街里穿来穿去。起初打听几个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心不禁有点哀凉起来。那时便记起一句古话:“是非已过无人问”,是的的确确的。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无奈又转到了北大红楼旧址,却又无法进去。光线暗暗的,四周寂静得很。陈独秀当年办公的那间房子在哪里已不甚了然,几乎没有什么可凭吊的,于是只待了一会儿,就离开那儿了。
关于这位已去的前辈,世人已说过许多。研究他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了。对我这样后来的人而言,每每记起他,总是想起一群人,仿佛有巨大的队伍在支撑着他。幼时看过一幅画,印象是红楼内外人流滚滚,可是细细查阅史料,却只有几个响亮的人物,这个时候才知道那时的思想者其实是孤独的,搅动了中国的其实是《新青年》的几个同人。
那一段历史可书写的很多,远不只陈独秀一人。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来到北大。他是幸运的,一到古都就结识了一批友人,这些人后来有许多加入了《新青年》的行列,成了终生难忘的同人。和他走得最近的是胡适、李大钊、钱玄同,而周氏兄弟则不即不离,但精神大多是同步的,并未唱出异样的反调。还有几位作者和陈氏保持着较密的关系,沈尹默、蔡元培、刘半农、高一涵、傅斯年、罗家伦等,他们都在《新青年》上写了不少的文章。一时间撼动了读书人的空间。
那时候的鲁迅成为其中一员后,对这一营垒的人的斗士气是欣赏的。许多年后,当他已与钱玄同、刘半农疏远的时候,还能心平气和地指出诸位当年的某些锐气的可嘉。并未因为结怨而否定他们精神中的亮点。《新青年》同人们的蜜月时间很短,在历史上不过短短的一瞬,不到几年就解体了。不过那几年的生活确可大书特书,无论对鲁迅还是陈独秀,都是值得回味的。在向着中国传统进行批判的时候,那一些人彼此颇为融洽,并无大的分歧,这构成了一条阵线。晚清之后,对着旧文明进行着彻底的清算,从未像那一群人那么激烈、迅猛,其遗绪至今还留于世间。
陈独秀和他的友人们以狂傲立世,但彼此新旧参半,并非像一些文章那么现代。胡适张口杜威,闭口詹姆斯,可却在道德上让步于传统,倒仿佛有点儒生气了。沈尹默看似是个新诗人,看他日常的爱好,内心还牵挂着古代的诗文、字画,身上难免不带点士大夫气。范文澜曾在自己的日记里,谈过对诸人的印象。比如钱玄同是最激烈、最清醒的人,见了其长兄却要行跪拜之礼。《新青年》同人提倡白话文却用文言文写作。这种分裂好像是那一代人共有的现象。陈独秀、鲁迅、刘半农等人的身上,多少有一点旧文人的习性。所谓新,也不过附在旧体上的新芽,大家多少还是吃了旧躯体上的乳汁的。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冲突,他们攻击愚猛烈的东西,恰恰是占据自己内心最为久远的存在。在对别人宣战的时候,也同时食着自己的肉,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抉心自食”吧?
读那个时期彼此的通信,可以想见思想的话跃。像钱玄同与陈独秀的交流,就有趣得很,偏执与矛盾,都流露其间。钱玄同谈天时滔滔不绝,目光炯炯,并不在意别人的反应,有时不免也有一点夸张。但却让人觉出性情的可爱。这个特点也流入他的文字里,比如谈到旧文学的问题,钱氏将传统的诸多经典,大多否定掉了,1917年2月25日致陈独秀的信云:“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也。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之最下劣者。至于近世《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元人杂曲,及《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燕子笺》之类,词句虽或可观,然以无‘高尚思想’、‘真挚情感’之故,终觉无甚意味。”陈独秀看了那信,对钱氏的快言快语是感动的,他是不是在这位新朋的身上,也看到了经自己的知音?六天以后,陈独秀回信云:
崇论宏议,钦佩莫名。仆对于吾国近代文学,本不满足,然方之前世,觉其内容与社会实际生活日渐接近,斯为可贵耳。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绝无进步之可言。章太炎先生,亦薄视小说者也,然亦称《红楼梦》善写人情。夫善写人情,岂非文字之大本领乎?庄周、司马迁之书,以文评之,当无加于善写人情也。八家、七予以来,为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而呻,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夫善写者乎。质之足下,以为如何?
同人们谈论的话题十分广泛,哲学、政治、文艺、文字、伦理、国体。但丈多是宣言体的,并未说深说透。唯文学方面,颇为深入,自成道理。所以后来人们谈《新青年》,记得的大多是文学革命与伦理造反,别的则很少影响文人了。《新青年》的几位主将,都是有诗人气质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文学家。陈独秀、沈尹默的旧诗,鲁迅、胡适、周作人的随笔,钱玄同、判半农的札记,都写得有滋有味。李大钊的短章,理论色彩严密,又含有深情,流动着高贵的气韵。文学界革命的旗能举起来,且不久便见出成就,大概还是借,了文学界以外的力量。比如从伦理学上、进化论中汲取思想的因子,从实用主义、无政府思潮获得思考的空间。有趣的是,诸位很少是哲学家、社会学家,除了李大钊和胡适受过一点理论的训练外,其余的多属于杂家,都有扎实的旧学根底,但他们却把哲学的、社会学的、成就引入文学领域,于是产生了很大的波动。陈独秀谈域外思潮、国内文化,感人之处多多,是高屋建瓴的妙语,但因为过于空泛,便显得有些皮毛,一旦切入实际,比如文学界领域,则问题迭起,意象纷出,让人有了切肤的痛快。中国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孙中山那代人已谈得很多、很广了,唯思想革命、文学界革命,尚无人深入梳理、研究。《新青年》同人要做的,大概是后者。你看蔡元培之谈美育,周作人的介绍个人主义文学,鲁迅的关于白话文的辩护等等,都倾向于思想层面和艺术层面的。或者说,他们借助了艺术,描述着人本的问题。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背后,还是人生问题。那时候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尚无人有过。只是这个团体分裂后,才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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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2005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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