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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以西


□ 漠 月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下了今年入冬后的第一场雪。
雪花稀疏而轻飘,还来不及落到地面上就化成了一滴水,很快了无痕迹。不过,贺兰山上却有另一番景致,山头戴上了小小的雪帽,那么的宁静和肃然,山脚下是差不多已成废墟的西夏王陵和明代长城。银装素裹是谈不上的,暖冬的天气预示着紧随其后的春天和夏天仍然是干旱的季节。事实上,这样的干旱已经延续许多年,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大旱望云霓,我相信这只是我的父辈兄长们曾经的举止。他们每天早晨走出屋子,第一件事情就是抬头看天,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庄重,原始而又自然,这是对上苍的敬畏,也因此有着宗教的色彩。然后,他们才小心翼翼地走向旁边的羊圈或者驼圈,让困了一晚的羊群或者驼群向着草滩、湖道和沙漠深处而去。羊群或者驼群的后面,行走着我的父辈兄长们,他们沉默无语,往往一整天都说不上一句话,脸上也看不出喜怒哀乐,像一颗缓缓蠕动的石头。但是,在他们饱经沧桑的心里,却澎湃着善良、豁达和苦难交织的情感,一旦被烈酒引诱和激发了,就能够在瞬间流淌出音乐、歌声和舞蹈。
我指的是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
我在几年前写的一篇小说里这样描述过:“一山之隔,两个世界,山是岳飞《满江红》里的那个贺兰山。那里是阿拉善高原,是西部的西部,有27万平方公里,其中三分之二是沙漠,人口仅有17万,蒙汉杂居,两种语言,盛产民间歌手和酒鬼。”是的,单就地理而言,我这样说也许并没有错,窃以为概括得还挺精到。如果上升到人文关怀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无知的,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一种伤害。我对自己的这种无知深感歉疚,一时又难以寻找到弥补的方式。有一段时间,我的文学创作开始发生游离,试图写一些关于城市生活的小说,却都很不像样子,自己都羞于说出口。这又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示,我只能属于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属于那里的草原和沙漠,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走了多远。假如我的小说中缺少了草原、沙漠、羊群、驼群这些最基本的元素,我必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当然,这其中不能没有人的参与,也就是我的父辈兄长们,包括女人和孩子。于是,也才有了近期的《青草如玉》、《大草垛》、《许女的婚事》,包括被《十月》相中的《冬日》、《秋夜》和《大水》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我的小说一开始就被故乡情结和恋土情结笼罩着,始终无法摆脱,以至如影随身。也有评论家对我这种创作倾向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认为长此以往,作品会少了大气和厚重。我在十分真诚地接受批评和表示感谢的同时,内心却在有些无奈地替自己辩解。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已经是一个43岁的男人了,在十余年的写作经历中,在百余万字的作品白纸黑字地落定的时候,情感因素和精神向度也随之而确定。再说,没有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就没有我现在的文学创作和收获
就写作来说,我无疑是慢手中的慢手,一年大概不会超过10万字,却将更多的时间消耗在了酒场上。我也曾经对自己的这种懒惰有过自责,但当那悠扬温婉的蒙古民歌响起,我的意识会完全脱离文学的轨道,随着歌声情不自禁地八方游走,像一个骑在马背或者驼背上,在草原和沙漠里游荡的浪子,没有目的没有终极。我迷恋这样的生活,这远比城市给予我的一切有吸引力得多。然而,人毕竟又是现实的,作家也不例外,必须回到现实中来。这其实是一个遁词,尤其对我这样懒惰的又才气不足的“作家”而言,很可能是在逃避文学的某种现实。我敬佩的青年作家石舒清写过一篇关于我的印象记,文章的题目就叫《行走的骆驼》,同是宁夏青年作家的金瓯则直呼我为“老骆驼”,然后是一番戏说和调侃。他们对我有如此相似的印象和认同,真的让我很感动,也很鞭策。不怕慢就怕站,因为我不是靠那种奇巧而飘逸的想像力进行写作的人,尽管我深知想像力对一个成功的作家会意味着什么,有如一架马车上高速旋转的轮子。我也相信有不少作家是靠自己的经历和记忆写作的,也毫不怀疑这样的文学命题:现实就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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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2006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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