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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缶”的形状及用途


□ 钱玉趾

  战国时代的赵惠文王(公元前298年—前266年在位)中期,在蔺相如“完璧归赵”之后的前281年,秦昭王发兵攻打赵国,拔石城。前280年,秦军又攻打赵国,杀2万人。秦昭王派使者告诉赵惠文王到西河外的渑池相会。赵王迫于秦王的威势,遵命赴会。《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在宴会中,“秦王饮酒之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某月,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这时,蔺相如请秦王击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某月,秦王为赵王击缶’。”这显示了蔺相如的机智勇敢的精神。《史记》的《集解》说:《风俗通义》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也。”这是说“缶”是盛酒浆的瓦器,也可作为打击乐的乐器。
  《诗经·陈风·宛丘》有“坎其击缶,宛丘之道”。其中的“缶”是乐器。《陈风》有诗10篇,其中的《株林》是讽刺陈灵公私通夏姬淫乱的诗,年代在公元前599年左右。如果《宛丘》与《株林》的年代相当,那么《宛丘》的“击缶”比秦昭王“击缶”约早300年。陈的地域在今河南淮阳、柘城,安徽亳县一带。因此,“缶”作为乐器,并不是秦地人士专用,不单是“秦人鼓之以节歌”。
  《史记·周本纪》载:“西伯……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现代学者的研究认为:“《周易》经传的创作经历了远古时代至春秋战国之间的漫长过程”,“编成卦形体系完整、卦爻辞文句富有形象性的《周易》,时当为商朝灭亡、周朝鼎盛时期,约公元前十一世纪”[1]。《周易·离卦》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其中的“缶”也是乐器。《周易》中的“鼓缶”要比秦昭王“击缶”早700年,说明“缶”作为乐器,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
  “缶”除作乐器使用外,还可作盛酒器、盛物器、汲水器。《周易·比卦》有“有孚盈缶,终未有它,吉”。黄寿祺等《周易译注》译为:“君主的诚信如美酒充盈酒缸(缶),终于使远者来归而广应亲抚于他方,吉祥。”[2]这里的“缶”是盛酒器。《礼记·礼器》载:“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五献之尊(樽),门外缶,门内壶。”任平《礼记直解》说:“五献,是子男举行飨礼待宾时所用之礼,可能是一献之礼反复五次……尊,盛酒器,泛指下文的缶、壶。”[3]从以上记载可知,缶、壶是“小为贵”的盛酒器,在门外用缶献酒,在门内用壶献酒。缶是贵重的礼器,与壶差不多,是“小”而不大的礼器。
  《周易·坎卦》有“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黄寿祺等《周易译注》译为:“一樽薄酒,两簋淡食,用质朴的瓦缶盛物(虔诚地奉献给尊者),通过明窗结纳信约,终将免遭咎害。”[4]这里的“缶”是盛物器,与樽、簋并用,器体不会太大。
  《左传·襄公九年》载:“九年春,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具绠缶,备水器……”绠是汲水器上的绳子,“具绠缶”,指备办绳子与缶,这里的“缶”是汲水器。鲁襄公九年是公元前564年。王禹偁《唐河店妪传》有:“妪持绠缶趋井,悬而复止。”这里的“缶”用于汲取井水。王禹偁(954—1001),北宋时的文学家,巨野(今属山东)人,宋太宗时进士。以上引述说明,在鲁襄公1000年后的宋代还用“缶”汲水;妪(妇女)用缶汲水,缶与水的总重约为30~50斤,缶的容积不会太大;缶的直径可能为30~40厘米,不会大于80厘米,大了放不下水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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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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