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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解构及其限度


□ 刘川鄂 王贵平

  内容提要 新历史主义小说以革命历史小说为“前文本”,从历史观、文学观和叙事话语等多层面上“解构”了有关历史和有关历史写作的观念。表现在通过强调偶然性因素、构造时空破碎的历史图景、运用“反英雄”的写作叙述策略、采取闹剧和讽刺剧的情节化方式,以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取代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进化论史观;通过淡化处理历史情境、书写欲望化的历史景观、“悬置”政治话语判断等方式,背离了革命历史小说的“集体体验—意识形态”模式,对文学反映论提出了质疑;通过彰显历史叙述的主观性和人为性,在对历史的诗性叙述中,消解了革命历史小说“政治—道德”话语的天然合理性,实现了由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的转向。新历史小说的局限性在于,对偶然性背后的历史原因,欲望背后的文化原因,人性善恶背后的社会原因缺乏深刻挖掘,未能表达出对历史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 革命历史小说 新历史主义小说 解构 限度
  
  革命历史小说专指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创作的以中共建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源于“文革”之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此时“历史”之于“现实”的重要性比之“革命”时代已大为下降,在“现实”对“历史”的压力松动时,一种异质的、具有某些后现代气息的新的历史叙述便逐渐产生了。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个历史阶段的关于历史的叙述。一般而言,处于两个历史阶段的文学样式未必一定构成“解构”关系,但如果这两个时期的历史本质本身就处于“断裂”、“解构”状态,那么作为时代投影的文学叙述的范式必然显现为后者对前者的“解构”。
  在本雅明看来,历史永远是“现在”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历史,历史的作用表现为对自身的“唤醒”或“重组”并为“未来”进行“预期叙述”①。新历史主义小说对革命历史小说的“解构”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两种历史(真历史与伪历史)之间的对峙,乃是两种现实(现实社会和乌托邦)之间的对视,一种文化—权力机制转置的图景,或是一种在人为时间框架之中的应该如何解读历史的纠纷。
  可以说,新历史主义小说与革命历史主义小说的基本关系就是解构,而新历史主义小说是如何达成这种解构的呢?
  
  一、对历史理性的解构
  
  历史题材文学尽管也往往是虚构的文本,但作者如何理解历史如何建构自己的历史观,可以说是有别于一般虚构文学而要面对的特殊问题。在如何认识20世纪中国历史(革命历史)这一点上,构成了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主要区别。后者对前者的解构,主要体现为对历史理性的解构。
  1.历史观:从激进的进化主义历史观到虚无主义的历史观。
  所谓历史理性是把人类历史视为有序的、整体性的和合目的论的并可认识的史学理论,它是科学意识渗入历史领域后形成的现代历史观。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现代历史观的确立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便是“进化史观”。进化史观一开始就和乌托邦连在一起,它设立了历史的方向和这种方向要达到的目标——一种进化得极其完美的未来,而这在事实上又为历史设立了结局。也就是说,“历史进化论”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终结论”。革命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是“激进的进化史观”,强调历史进程的某种必然性,偶然性情节对故事结局根本不起突出的作用,它们的存在更多地是成为证实必然性之所以必然的依据。比之以往历史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强调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因果联系、历史时间与进步之间的必然性,而且它更强调历史突变(革命)的必然性,突变与进步的必然性,突变中人性改造的必然性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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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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