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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事件”的《东亚之光》


□ 严 彦

在抗战电影的研究中,《东亚之光》一直是以一个特殊文本的身份来承担众多读解的,至少,我们常使用高度纪实化和高度故事化的双重性来进行其文本形态的定位。但是,如果抛开影片美学问题不谈,《东亚之光》更大的意义恐怕在于它是个“事件”,而非一般的“国防电影”作品。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一部选择以日本战俘出演真人真事“作良心的供状、正义的呼声”为内容的影片,就其创意而言,与其说是编剧导演的技巧,倒不如说是宣传的策略更为重要,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们聚焦的目光似乎还未看到作为一个“事件”的《东亚之光》从酝酿到上映所隐藏的历史细节。
抗战时期,重庆的大后方电影不但肩负“宣传中国抗战之功”的责任,而且要将这一责任内化为实在的影片从而进行对民众的教育。时至1940年,抗战的艰难困苦已完全显露,而作为曾经“娱乐事业”的电影,如今在考虑如何完成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的同时,显然也会扩大电影的影响力。而这是不能顺其自然的。战前上海的众多民营公司有良好的宣传案例可借鉴,只不过在抗战期间,摒弃其恶俗的广告策略和噱头,保有宣传抗战之功的实质,恰当借用其宣传形式即可,在这一点上《东亚之光》的产生应给后人诸多启示。

《东亚之光》的酝酿及前期工作

《东亚之光》创意产生非常偶然。虽然即便是在抗战时期,陪都也出现过诸如“……后方制作机关……争摄同一题材的影片……”的不愉快事件,然而《东亚之光》却因中国电影制片厂直隶军委会的特殊身份,而成为不可重复和争抢的题材。
1940年初,导演何非光在参加招待日本俘虏茶话会的时候,由于偶然听到的一段话“倘若可能,将那一群俘虏口里所吐出来的故事,摄成电影……他们怎样由极残忍、极顽固的日本侵略者刽子手,突变为正义的信徒、反侵略的战士。……又可以聘请这些俘虏本人现身说法,来扮演本人的角色”,振奋不已,遂产生了真实的拍摄想法,于是何非光“足足花了8昼夜,榨着脑汁编写出来……电影剧本《东亚之光》”。
在剧本的审查通过后,中国电影制片厂决定了拍摄任务,于是《东亚之光》拍摄的前期工作即将展开,而摄制工作所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俘虏”问题。“要俘虏甘心情愿投向俘虏国的战线上工作”,危险性太大,于是《东亚之光》的前期工作在一片“不可能吧”的声音中开始。因中国电影制片厂隶属军委会政治部,属军事单位,身份特殊,因此除了一片怀疑的声浪外,准备工作并未碰到什么阻碍,1940年初,何非光在重庆市第二俘虏收容所所长邹任之和其他管理员的帮助下,进入战俘所,采取与日本战俘共同生活的方式,完成了前期工作的几个步骤:
1.联络俘虏的感情。2.充实剧本的内容。3.主要的还是测验俘虏的品行。
这三个步骤的工作进行了38天,尤为重要的是测验俘虏的品行,经过“麻烦艰苦的测验后”,何非光带走了“……思想可靠、品性可保、剧中需要的主要角色10人……住在摄影厂里的宿舍”。这10人包括主演高桥信雄、山本熏、植进等人,不可否认的是选角的首要原则是战俘的忠诚度,而高桥、植进等人本身即属日本反战同盟,是反战人士,山本熏等人态度较中立,他们的忠诚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同时他们的态度也带动了中国军方对其自由的保证,在前期的工作中,高桥等10名日本战俘已住进“中制”的宿舍,与秦怡、陈天国等演员同住一栋楼,除日常的工作外,对其自由并无限制,可与其他人同样自由出入。
这一工作完成后,《东亚之光》正式宣布摄制,时间是1940年2月初。

《东亚之光》的正式拍摄

为宣传造势,《东亚之光》在正式开拍几天后,组织的第一次大型活动就是日本战俘的游行活动。
1940年2月8日,大年初一的劳军日,“《东亚之光》剧中的全部演员必须以剧中人物化装、游行、献金、宣传,剧中主要角色,俘虏当然在内”。
在春节当天,选择抗战时期的陪都举行日本战俘的宣传游行活动,并且装备全套的日本军服、步枪和马刀,这种行为在取得轰动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危险性,因为日本战俘携带的步枪“虽然没有子弹,但是枪头上的刺刀,至少可以杀害非武装的10把个人”,(11)在高危险性和高轰动性并存的情况下,如果战俘的品行不出差错的话,后者所引起的宣传效应则不可估量。所幸意外状况并未发生,在“像下了重荷似的”(12)紧张后,拍摄工作也正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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