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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洛.迪芬巴赫


□ 刘继明

去年7月中旬,正是武汉酷暑炎热的高峰期,我意外地接到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对方自我介绍说,他是德国科隆大学的一名博士,名叫蒂洛·迪芬巴赫(Th Diefenbach),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刚刚获得一项由德国弗里茨户蒂森基金会资助的研究课题“刘继明与文化关怀小说”,此次来华主要是为了收集相关资料和拜访我本人。他还用吐词清晰却偶尔有些不连贯的普通话说,为了找到我,他费了不少周折,原以为我住在上海,到了上海后才知道我在武汉。他还是通过一家出版过我小说的出版社打听到我的电话的。
几天以后,蒂洛·迪芬巴赫就从上海飞抵武汉了。当我在天河机场出口处远远地见到一位身材高挑的外国小伙子,拖着一只装有滑轮的大皮箱,对着接站的人群左顾右盼时,我知道,他就是蒂洛·迪芬巴赫了。果然,当看到我拿着写有他的中文名字“江灿”的小纸牌后,他便迈着大步向我走来,老远伸出手道:“您是……刘继明先生吗?”
这就是我和蒂洛·迪芬巴赫最初见面时的情形。
他显然比我预想的要年轻许多,约莫30岁左右,比我小十多岁,属于“下一代人”了。像这个年龄,在中国文化界有个特殊的称谓:“70年代人”或者“新新人类”,代表着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兴起的一种流行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服饰和外表看上去,蒂洛·迪芬巴赫与当前中国随处可见的青年人也相差无几:一身黑色的T恤和牛仔裤,活力四射,透露出他这个年龄的人崇尚标新立异和“酷”的生活趣味。但那双深陷于高耸的眉骨下面的蓝眼睛却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沉着、冷静、敏锐,带点儿探究事物和长于思考者的好奇,使我不由想到德国人特有的那种富于理性和思辩的传统。
我带着蒂洛·迪芬巴赫在我住所附近的一家普通宾馆住下了。似乎为了验明身份,刚安顿好,他就从大皮箱里翻出一沓关于那个研究课题的报告文本给我看,全是德文的,我当然一个字也看不懂,但从他作为附件夹在文本中间的作品复印件,我看清那是多年以前我发表在《上海文学》等中文杂志上的几篇小说。
蒂洛·迪芬巴赫开门见山地介绍了他拜访我的具体目的:除了为他的研究收集完整的资料,还希望与我商谈将我的《海底村庄》、《蓝庙》等小说翻译成德文的事宜。他还反复嘟哝,说本来要向上海的朋友借一台录音机,以便录下我们的谈话,供他日后写论文参考,但临动身前却忘记带上了。
后来,我倒是为他借了一台笔式的微型录音机,却没派上什么实际用场。因为我发现,虽然蒂洛·迪芬巴赫的中文口语比较流畅,应付一般的日常会话绰绰有余,可如果进行复杂的交流,就显得有些费劲了,再加上那支录音笔操作起来不大方便,不是中途卡壳,就是交谈了一会儿,却发现什么也没录进去,倒腾来倒腾去,两个人都觉得麻烦,甚至把好不容易调动起来的兴致弄没了。我们只好不约而同地扔下那个玩意儿,并且像卸了什么重负那样松了一口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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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长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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