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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二十年,无人来相会


我至今依然认为,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在北京工体发出呐喊的《一无所有》,就是一首普通爱情歌曲,没有什么深意。但它被各类人等层层涂抹,有社会观察家、文学批评家、传媒好事者、哲学分析人士的夸大其词,也有一个时期一部分普通人的强烈生活感受,总之它有了极其意外的社会反应,阐释超过了本文,而有了超越其自身的意义。它被作为一个象征,一种称谓。“一无所有”四字,被作为对一个时代“中国人的普遍精神困境”的命名,而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
  不谈政治与文化,仅仅从音乐的角度看,这结果也足够离奇——《一无所有》这一首流行歌曲,竟成了中国摇滚乐的开山之作。一些极端的或无知的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摇滚乐的最佳甚至唯一代表。在一个混乱失序的年代里,误打误撞往往成为历史前进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无所有》再次为这种“规律性”做了注解。
  崔健作为这首歌的作者,面对着人们的众说纷纭,当初没少不解和意外,没少为倾覆于这首歌之上的专家误读和大众想象费尽唇舌极力辩清和矫正。但结果无用。这个事实促使崔健思考自己还没有思考过的问题,认识自己还没有认识到的意义。崔健后来的作品,倒是越来越深地在“一无所有”的认识命题之上勤力耕耘,越来越自觉地在时代问题的思考之下创作,结果,他成了延续时间最长的、最自觉的和最深刻的时代问题的追问者和观察者,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二○○○年代的时代发言人。
  好像黑格尔所说的“时代精神”真的落在了某些人头上。回望历史上一些人物的作为,这种“时代精神”竟能完全落入某个个体的事实,多少是令人神秘的。而从崔健的经历我们看到,这个事实并不神秘。时代精英和社会大众一开始就参与了对崔健本人的塑造:作为时代精神的载体,时代精英和社会大众的思想和感受,强烈互动于创作者的身心,促使他拥有并非个人单体运动所具有的强大魂魄;而作为创作者创作的文本,也并非他个人一己所有,一旦放之于公众的视野,便成为时代人群共同阐释予以意义添加、背景链接的超文本。
  中国摇滚乐的历史真的就这样开始了。到今天,已有二十多年了。
  
   一
  
  崔健当年的出现无疑是轰动性的,此后轰动性的人物一个接着一个,对比十年之后一直到今天的集体冷淡,轰动性恰恰是八十年代的一种属性,八十年代的人物和公众都暗含有这种属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九九四年,在此期间出现的“唐朝”、“黑豹”、张楚、窦唯、何勇、郑钧等等,无一不获得轰动性的反应。之后到了一九九八年,中国摇滚乐进入低烧期。低烧期间,摇滚乐继续受到部分听众的狂热期待,但每一个新人新作的出现,都对这种期待构成新一轮打击,形成以“失望”为基本社会情绪的市场反应。一九九九年及今,中国摇滚乐基本淡出公众视野,摇滚乐发片不再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社会各界对中国摇滚乐的议论变得异常冷清,摇滚乐的各种社会衍生物急剧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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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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