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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读书”


□ 谷 林

  揭开《施蛰存散文选集》第一页,便可见到内封背面上端有一则百余字的“内容提要”,分为三小段,第一段和第三段各只一句话,这么说:
  “本书选编作者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所写散文六十六篇。”
  “这是一位曾经被曲解、遗忘的作家写下的,不会再被遗忘的作品。”
  于是,我把这本选集买了回来。提要中的那个结句,我以为情文兼至,言短意长。后来我还在这一页下半幅的空白上写了如下的题记:
  “读十月十六日《文汇报》(扩大版)‘随笔’专栏所刊施蛰存《筝雁》小篇,说姜白石《解连环》词上片四句,为之击节。十八日去医院取药,过王府并书店,得此册。惜收近年作品太少。比来报刊多见施氏读诗词的短文,每有可观,岂编者不以此等札记随笔为正宗的散文欤?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日。”
  这则题记流露出一点不满,实在甚没来由,其时我还不曾从头细读全书。新书到手为什么不急着读?只因打头的编者《序言》,占了十三页;接着便是入选的第一篇散文《雨的滋味》,又有十七页。素昔怕读长文章,年来更如杜陵之所咏,“晚节慵转剧”,遂把这册新书暂搁一边了。一搁倏忽数月,现在才得读完,这自然也由于此下大都不再是这般长篇大幅的缘故。
  从目录页上看本书篇目,按时序约略分为三组:第一组二十三篇写于抗战以前,时当施先生二三十岁,是其早年之作。第二组二十篇,写于抗战后至解放前,亦即是施先生三十多岁至四十多岁期间的作品。第三组二十三篇,则多半像是施先生七十以后的晚年作品了。数来似少了五六十年代那一段。说“像”、说“似”,因为选文篇末记有写作年月的,加上从文中叙述可推知大概写作年月的,合计才得全书的三分之一,是以不能确指。书前四条《编辑例言》虽则特别有一条说:“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而且“原书”不是“原始”,则注明选文所自及其出版年月,无烦查考之劳,可憾选集竟未照办。试看第一组选文中《春天的诗句》篇中于引录女诗人黛维丝《春播着她的种子》诗后接下去所写:“这是欧战时期的诗……从前是惟恐春天不来撒播她的种籽,现在却反而担忧着她底收获了……”,足证了解作品的写作年代与欣赏领解作品,关系至为密切。
  编在第二组里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的爱读书》。它理当引发读者“先睹为快”的兴趣,人们很易联想起三十年代那宗“推荐书”的公案,而那宗公案恐怕与施先生之“曾经被曲解、遗忘”未始没有干系。
  此篇第一节里说明文章缘起云:“本刊编者要我举出我所最爱读的书名来谈谈”,结末又云:“将来有机会,也许会在本刊上与读者诸君谈谈我那些极爱好而并不为了读的书籍。”这不免又要牵扯到上面那个“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的老话题。如今从选集读本文,无法了解什么是“本刊”,我也只好将就着照样说下去了。
  “本刊”要求施先生谈谈他最爱读的书,施先生应命开讲,却删掉一个“最”字,并且设问道:什么是“最”的标准?读得遍数最多的?给他印象最深的?常常带在身边的?文中逐节辨析,末了说:一部《康熙字典》“跟了我二十年,你以为我最爱读《康熙字典》吗?”
  真是妙语解颐!当年鲁迅应《京报副刊》的征求填写“青年必读书”那张表格,写的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鲁迅这个答复,是否也带有点儿对“必”字的调侃之意呢?万卉斗艳,八音迭奏,游方随喜,尽可以顾盼如意,优游自得;捧出“最”、“必”,拟诸太阳、空气、水,另一面就不免隐隐予人以众芳芜秽、百家罢黜之感了。施先生删去“最”字所作的辨析,俏皮可喜,耐人咀嚼。他既然润物无声,读者也无妨和而不同,固不必立即追踪去爱施先生之所爱,也不必认定此篇至大无外,施先生之所爱已经言尽于此了。有一些随意性和漫谈性,正是散文独擅之胜。
  说到这里似可插讲几句关于“推荐书”的那宗公案了。附载在《准风月谈》里的施先生向“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介绍《庄子》和《文选》文中,说明过他的一点设想。设想也许欠周全、不严密,也许作介绍时多了一点随意性和偶然性;而鲁迅先生的批评则是出于对青年的厚爱。鲁迅也曾给许世瑛开过一张书目,共计十二种,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抄有这份书目,并说它们是“初学文学者所必需翻阅之书”。鲁迅对故人之子大概较有了解,他的推荐因之是有的放矢,考虑容较周密;但遂谓此目是“必需翻阅之书”,恐也尚可商讨。目中的《唐才子传》和《今世说》,与《庄子》和《文选》一较高低如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我实在喜欢此等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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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2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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