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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张北京地图


□ 泠 风

  闲暇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去处就是潘家园市场,那里的旧书摊几乎每次都能带给我惊喜。逢有至友到蜗居侃山,品茗之余,总会拿出收藏的几幅北京老地图显摆。于是,接下来自然是引得大家伙的眼球全聚焦在大小不一的地图之中,寻觅着过去的住处,慨叹着北京的巨变。
  
  一、前清老地图
  渗透出的旧京画卷
  
  按年头计算,手边最久远的一幅北京老地图出自前清时代,上面实实在在标注的只有现在二环路以内的地界。虽然没有行政区的划分,但在这张老地图上,北京的四九城却是细致得令人不无慨叹。“大圈圈、小圈圈,里面套着个皇圈圈,中间包着个紫圈圈”,这就是自打600多年前燕王朱棣夺得帝位后,迁都北上几百年都没有改变过的北京城区格局。
  因为着重表现的就是北京城区,因此南至外城北至内城以外的部分在这幅地图上是一点也找不到,一条代表着城垣和城楼的绿色线条与另一条代表着城壕的棕色线条相衬着构成了地图东南西北的终端。尽管帽子城的轮廓清晰地印在地图上,但在清代人眼里,只有大城的九门以里才是真正的北京城,而晚于大城100多年修筑的外罗城之内则已经被老北京们称之为“城外”。宽厚方正的紫禁城标线,清晰完整的皇城界端,横平竖直的内城街道,红绿相间的大小“圈圈”,再加上色如碧水的前后三海与条条环城水道和朱红色的宫殿标识……以现代人的角度看,这张前清老北京地图更似一幅色彩鲜明的历史古画,展开的画卷中,扑面而来的是古朴、素雅;从粗细线条里,渗透出令人回味的旧京风情。
  相对于久居北京的明代工匠后裔与清代八旗子孙来说,我家属于外来人口,前清的时候北京城里还没有我家长辈的一席之地。不过,也正是由于似我父辈般的大量外来人口尚未进入京城,那时的北京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沧桑和人口繁衍,但却并没有人满为患,也没有因需要改善居住环境而起楼建厦。因此,那时候的北京,紫禁城中的太和殿依旧如同500多年前修建时的初衷一样,是都城中最高大最雄伟的地标性建筑。可以想象,那时候,无论站在北京的哪个方位,都可以毫无遮拦地远眺到这座金碧辉煌的皇家宫殿,那情形肯定如同今天站在雅典的任何一隅就可以看到已经衰败的卫城一样。
  然而,中国人不是希腊人。大概是地理位置离得太远了,因此中国人的想法也特别缺乏希腊味。这种地域与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后裔若干年后对待城市建设的态度也迥然有别———希腊人忠实捍卫了雅典卫城的至尊地位,因此2000多年来卫城还一直是雅典中的“顶端城市”。而中国人则在1907年宽容大度地允许法国人在长安街盖起了第一座商业性洋楼北京饭店,从此紫禁城中太和殿的至高位置一落千丈。
  
  二、新中国第一张地图
  记录的四合院风情
  
  与前清的老地图相比,手中的第二张北京地图要晚半个多世纪。半个世纪的时光可以让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驱散了军阀混战的烟霾,赶走了日本入侵者的幽影,迎来一片洒满朝阳的新天地。因此,这第二张地图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绘制的第一张北京地图,它标志着20世纪的北京在前50年的渐变,也预示着50年后北京城的地覆天翻。
  在这张地图上,帽子城形态依然是北京城区的主体,但是内城东、西、北三墙之外两里之处亦都被标注在地图上。与前清老地图大为不同的是,这张地图已经全然失去了画卷的风格,深深浅浅的绿色和淡粉、明黄成为不同区域划分的标志。那时候,北京还没有最早的城四区之说,整个内城加外城共划分成“内七外八”15个行政区,其中内城东部为单数区域,西部为双数区域,但不知何故,一直位于内城之中的皇城却被划为内六区。
  从地图上看,虽则50年过去皇城里的街巷依旧没多大改变,但实际上,与前清时代的最大不同是,此时的皇城内已经住进了不少寻常百姓人家。于是,在皇城东北的一片黄色区域中,我很容易地找到了自己学会走路就踏踩过无数次的那条老街———黄化门街。据史料所载,明清时,在景山后面路东有一座黄瓦门,入内即是皇宫的主要后勤机构所在地,位于街两旁的织染局、帘子库、司礼监都是皇家细软收藏之所,而街南面的吉安所则是当年宫中嫔妃停灵的地方。黄瓦门的名字叫了几百年,大约到了清朝光绪时候走了音被称为黄化门,这条街也被叫做大黄化门街。1947年,已经没有了黄瓦门遗痕的这条百米皇城内街被正式定名为黄化门街,从此这名称就一直沿用下来。
  我家是从父辈起才开始落户北京的,时间大约是新中国礼炮鸣响的前一年。听母亲后来讲,当时我父母带着两个大些的哥哥从东北南下,原本是要回到父亲原先教书的复旦大学就职,但就在转道北平之时,因为平津战役的爆发耽误下来。当时父亲的一个挚友把自己位于黄化门大街内锥把胡同的一座宅院借他暂居,而父母亲也因为心里惦着要细细游览一番这座三朝古都,遂决定过完寒假再继续南下。但是后来,随着北京的和平解放,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先是父亲另一位任大学校长的好友力挽他留在北京任教,继而是已经统领大军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共产党首脑机关迁往北京。当时已经年过不惑的父亲居然仅仅因为“这里离毛主席更近”这个近乎天真的理由而欣然辞去了复旦大学的要职,从此一家人在北京久居下来。就在这座50年前还壁垒森严的皇城里,我的第三个哥哥及我和小弟相继落生,四合院、胡同及尚未完全遗失的淳朴北京风情伴我步入了人生的第一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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