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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行化银由宝银转为“虚银两”的过程


□ 刘燕武

  在权威的中国货币史著作中,几乎全都将天津行化银称呼为没有具体实物的虚银两。如张家骧著《中华币制史》,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千家驹、郭彦岗著《中国货币史纲要》,魏建猷著《中国近代货币史》等,“行化平——此平在天津商场中最为通行。犹如上海之规元、汉口之洋例也。作九九二成色。需现时得照公估局所估之白宝按估码使用,高则每锭升四钱,次则二、三钱不等”。“规元是上海的记账银两单位,天津的单位叫行化,成色是千分之九九二。汉口的单位是洋例。这种银两单位的采用,本来是因为市面没有一种标准的货币,使商业上的计算很不方便。然而各地有各地的标准货币,在全国看来,就等于没有标准了”。“虚银两中使用比较广泛的有以下五种:1.九八规元;2.行化银;3.洋例银;4.炉银;5.其他虚银两。行化银,这是天津通用的银两记账单位,也是一种虚银两。又称‘行平’,即‘行平化宝银’的简称”。“行化银是天津通用专属记账用的虚银两。犹之上海的规元,汉口的洋例。”但天津实际授受的现货则为“白宝”——二八宝。行化的成色较低于白宝,白宝五十两,可作行化五十两四钱使用,故以白宝折合行化,平均每锭约申水四钱,白宝的成色为二八宝银,行化的成色则约等于二四宝银。”“汉口有洋例银,天津有行化银,等等,都是虚银两。”但笔者在学习与研究天津近代货币演变过程中,通过解读天津地方历史档案文献,却发现“行化银”是天津通用银两“行平化宝银”简称,本不是“虚银两”,到后来才成为天津各业的银两记账单位。这与上海之规元、汉口之洋例等虚银两有本质的不同。

  一、实银两与虚银两

  清代实行银两制度,是以白银的重量、成色计算其价值的称重货币体系。银两与制钱并用,政府收支和民间大宗交易多用银两,零星交易则用制钱。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清初期法律规定制钱一千文换银一两。清政府对制钱的管理十分严格,严禁私铸,全部官铸;但对于价值高于制钱的银两却放任自流,允许各地私铸。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的银两铸造自行其事,各有各的平、色,造成地方银两仅能在当地行使,到外地去必须落炉熔铸成当地的宝银,才可流通,加大了商业流通的不便与费用,这就是封建社会银两制度的落后性、封闭性、地方性造成的一大奇观,也是成就山西票号近百年辉煌的原因之一。

  银两分实银两与虚银两,实银也叫宝银,是银两货币存在的基础,是其成色、重量存在的形式,一切交易,实际授受的都是宝银;虚银两是宝银的价值符号,并无实物存在。虽然有名无实,但可以统一作为财务记账标准。

  二、天津的宝银

  各地方通用的宝银,常常在同一地区至少有数种之多,大抵清朝道光以前,各地方使用尚缺乏一定标准。道光以后,各通商口岸因华洋杂处,商贸不便,因商业发达需要,遂逐渐选定一二种为实际授受的标准宝银。

  天津化宝银的产生:天津滨临渤海,为华北唯一通商口岸,京师门户,是漕粮运京必经之处。加以长芦盐产占天津重要地位,使天津的经济发展较为迅速,成为南来北往,货物集散的主要商埠,货币兑换日益频繁。清代货币制度以制钱和白银作为通用货币。两种货币的流通行使,必然发生兑换的交易。于是,兑换制钱与白银的“兑钱摊”便发展起来,开始系个人设摊而贾,积累发展成为兑钱铺,因有利润,随后一般商铺见货币兑换与经营交易有密切联系,也兼而经营。兑钱铺以经营制钱与白银的兑换业务为主,在兑换过程中资金扩大,引起借款、贷款,发生存款、放款业务。钱业兴起,发展成为业丰利聚的“钱铺”、“钱局”或“钱号”。清朝道光二年,日升昌票号在天津首立,山西帮票号在全国各主要商埠兴起。天津的钱铺吸收票号同业存款、资金,业务日益扩充,迄1860年天津开埠后,钱铺业务改进并发展较快的,逐渐改称为“银号”,成为钱业的主流。道光年间,钱业众商在天后宫财神殿后院,自盖房三间,设立天津钱号公所,每月初二日在财神殿聚会,敬祀财神并公议钱业诸事,悬挂钱号公所金字牌号,到民国初年仍保留在财神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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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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