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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苏联文学的光明梦”


□ 李 萌

  由于长期没接触国内各类书刊,直到前不久,我才偶然在一位热爱《读书》杂志的朋友处看到一些该刊,并在一九九三年第七期上读到王蒙的文章《苏联文学的光明梦》。读后有一些感想。虽然事隔经年,还是决心写下来,投出去,期盼得到一些反响,以对中国俄苏文学的研究和欣赏有所助益。
  王蒙属于我父辈一代人,但这辈人对“苏联文学”的认识和理解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曾经有多少次,当被问及学什么专业而我回答“苏联文学”的时候,人们(当然是长辈)总是说:“噢,苏联文学我们那个时候都读过,高尔基,法捷耶夫……”他们回答的“一致性”往往令我惊讶,个中原因十分简单:“苏联文学”在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读者心目中已经抽象成了高尔基、法捷耶夫等少数几位作家,而苏联文学的庐山真面目却从来没有慷慨地向中国读者展现过。
  王蒙文中所用“苏联文学”一词虽然包括了高尔基和法捷耶夫以外的不少俄苏作家,但从作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看,它与那一代读者的认识并无二致:它只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苏联文学”而非实际的、全面的苏联文学。由此产生的“光明梦”,也只是部分苏联文学提供的生活图景与译者的梦和读者的梦的综合。
  大多数中国读者是通过汉译来接受苏联文学的。作品多,译者数量有限,读者的精力也有限,所以译介苏联文学作品不可能不有所取舍,不能阅读“全部”苏联文学作品自然也无可厚非。如果把“苏联文学”这一概念大致界定一下,那么它当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在苏维埃俄国及后来的苏联境内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而“俄苏文学”包含的内容则覆盖了苏联文学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姑且撇开中国在本世纪初年译介的部分俄国古典文学作品不谈,十月革命后苏联出版的一些小说和剧本也是在很短时间里就被介绍了进来。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作品的来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译者的选择:多数作品是从英译、德译或日译转译到中文的。此外,译者的爱好和当时中国社会的需求也对译介作品的选择有所影响。鲁迅、瞿秋白、曹靖华等人给中国输入了果戈理、高尔基、法捷耶夫、绥拉菲莫维奇、列昂诺夫等人的作品。不难看出,这与二三十年代中国进步文学的发展趋向很吻合。此后,汝龙、周扬、梅益等人也翻译了托尔斯泰、契河夫和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些名著。他们的工作向中国读者揭开了俄苏文学的一角,但也略去了大量当时在苏联被允许发表的文学作品(包括俄国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时期的新作)。
  这样,在选择和译介俄苏文学的过程中,译者们基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愿望,首先编织了自己的“梦”:鲁迅、瞿秋白、曹靖华那一代先驱从开始翻译俄苏文学起,就抱了一个明确的目的:以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的精神,通过介绍普罗文学,向在水深火热中寻求解放的中国读者运送“军火”。随着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接受(来自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文学”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自然而然地与“无产阶级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已经翻译了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部有唯心主义嫌疑的中篇《两重人格》在内的一些后来不大被提及的俄国古典文学作品;事实上我们后来讲“苏联文学”时也经常把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含糊地包括在内。托尔斯泰的长篇巨制,果戈理的剧本和短篇小说,高尔基十月革命以前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屠格涅夫六部重要长篇作品中的五部,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马雅可夫斯基的许多诗歌,都已在“繁体字”时代译成了汉语(我小时候读过这些作品的中译本,它们都是用繁体字排印的)。当然五十年代我们也介绍了不少“无冲突论”的作品;此外还有许多儿童文学和侦探小说(我的熟人中有一位每提及小时候念过的苏联文学作品,都要眉飞色舞地忆起《红色保险箱》)。尽管俄苏文学中的许多重要作品在五十年代被陆续译成了汉语,但由于国内政策的限制和引导,绝大多数读者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一致地”偏向高尔基、法捷耶夫、绥拉菲莫维奇、别德内、马雅可夫斯基等被贴上“无产阶级作家(诗人)”标签的作者。在古典作家中,也只有被列入“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们多少受到些青睐。于是,那一代读者基于有限的译著和当时社会价值的取向,或多或少地、自觉不自觉地也给自己编织了一个梦——“苏联文学”的“光明梦”。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正面人物,理想人物,“大写的人”;他们希冀自己也能生活在那样一个阳光普照的理想国里,于是欢呼着“青春万岁”投身于新社会的建设,不曾设想梦醒以后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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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5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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