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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望权力不如变革体制


□ 斯伟江

  民营企业家应当以改良制度环境为己任,利用自己的财力人力,破除乌托邦思想,宣传法治民主,并身体力行

  在前一时期的重庆“打黑”中,被打掉的“黑帮”中,有不少是民营企业家。经过官方大力宣传,民众也大多表示拥护“打掉这些组织黑社会的民营企业家”。形成这种态势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民众接受到的信息很多是经过了过滤的,其内容也符合民众日常所接受的教育、日常的经验和合理想象,即所谓“无官不贪”“富人原罪”。因此,民众大多会乐见这种杀富式的“打黑”。

  应该承认,由于整个制度大环境所限,民营企业家的经营中多有不合规之处,挨“打”之后,有的企业家希望通过内幕交易来获取一些“宽恕”,有的则选择了抗争。但是无论他们怎么做,民众也往往难以相信他们是清清白白地赚钱。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文化和制度方面的成因相当值得分析。

  文化基因

  在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来源基督教中,耶稣曾说过,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在这一源流下,西方文化中包含了富人原罪说。在西方文化的另一个源头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中,建立了一套保护财产的严格法律制度。后来罗马法复兴,结合教会中托马斯·阿奎那等对《圣经》的解读,私有财产的保护得到了强调。

  在中国,孔子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其实是强调正当的富贵是正义的。孟子曾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因此,在中国文化基因中,并非天然就带有富人原罪的基因。

  两种文化的后世变向,和后来的历史演进途径有关。

  历代农民起义军在打天下之后,分赏功臣,厘定私权。而中国革命则与此不同,以“打土豪分田地”为经济纲领。一旦权力巩固,如《资本论》所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就按照斯大林模式,实行公有制。但是,前苏联在列宁时期,实行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经济政策。按照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说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经济政策,是邓小平受到早年留苏时期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而来。

  其实,公有制的思想来源于西方。柏拉图在《法律篇》说,“古谚云,朋友共有一切,若人们看到这一原则尽其可能地贯彻于整个城邦,那么,这个城邦和政体就是最佳的.其中的法律原则是最好的。这样的一种境况——无论它现在存在于某个地方还是将来会存在于某个地方——之中的妻子、孩子和一切财产共有,被称为私有的所有东西在一切地方以一切方式从我们的生活中根除。”第一个基督教的公社呈现在《使徒行传》第二节和第四节中,第一批基督徒弃绝私有财产,践行财务公社。后来的基督教方济会也有类似的行为。后来的巴黎公社,在西方社会中作为一种乌托邦,始终是短暂盛开过的一朵“理想之花”。

  然而,这朵“理想之花”的思想,最后却在前苏联等国家用于举国试验。这可以说是寄托了一种弱国赶超强国心态下的强国之梦。何况前苏联早期一度取得的成就,让后发的中国等国家看到了希望。可惜,古谚云,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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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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