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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中的生态批评


□ 王晓华

  作者简介:王晓华(1962-),男,辽宁黑山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自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诞生于美国之后,生态批评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积极的回应,推动了全球文学研究的绿化。随着生态批评影响力的增加,有个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回避:当生态批评在1993年被正式承认为一个流派时,现代性话语与后现代性话语的紧张关系已经全球化了,因此,它不可能不选择自己的立场——是在“现代性之内”存在,还是自觉地归属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生态批评的自我定位和研究者对生态批评的定位,因而是十分关键的。
  实际上,有许多生态批评家业已给出了明晰的答案:生态批评奠基于“完整的后现代主义式的对人类主体特权的剥夺”,其建构策略则是“在后现代主义的临时性(provisionality)和多元主义(pluralism)中寻找希望,将生态学对于有机生命的创造性和生态多样性的强调置于其中”,因此,它作为“文学研究的绿色分支”属于后现代主义的组成部分而非对后现代主义的反动。在对生态批评和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进行了仔细考察后,我发现上述说法的确敞开了二者的原初关系。尽管生态批评诞生的直接动因是“将生态学和生态学概念应用到文学研究中”,但相关的生态学思想已经被置入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中,演变为重视差异、去中心化、多元主义的后现代思想,所以,生态批评归根结底是作为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的构成生长起来的:1、它以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的基本理念解构现代性中的人类主体特权(人类中心主义),为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奠基;2、在历时性的建构过程中,生态批评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化方法,不断消解自身残存的中心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使其理论创造走向圆融和自觉;3、作为回报,它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增加了生态学维度,对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从单纯解构走向建构有推动之功。
  
  一
  
  生态批评的直接精神来源是浪漫主义文艺运动、自然写作、田园文学,但并非它们的同质延伸。它不是像上述流派那样简单地要求人们回归自然,而是力图消解造成生态危机的人类中心论本身。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ekert)在1978年提出生态批评这个术语时,就表达了以生态主义为文学重新确定方向的意愿:
  我想将生态学和生态学概念应用到文学研究中,因为生态学作为科学和人类视野的基础,与当下和未来的世界有最大的关联。
  生态学之所以能担当这个重任,是因为它属于“颠覆性学科”。所谓“颠覆”,便是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予以解构、否定、扭转。限于当时的语境,威廉·鲁克特还主要将颠覆的动作指向“所有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经济”。不过,由于“所有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经济”属于现代性的神话,所体现的是人类主体的特权,因而他在试图颠覆相应话语时已经在怀疑和批判人类中心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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