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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夏商


□ 常耀华

  历史文献明确记载,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夏代,前是三皇五帝,后是殷商,对此,古来笃信不疑。历史滚动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学派崛起,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史家,发现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人称顾律);史学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算古史运动。经过“疑古”学派考证,夏王朝并不存在,所谓的三皇五帝,原来不过是历代编下的一段神话,治水的大禹也不过是一条蜥蜴之类的大爬虫。
  疑古成为时尚,教科书也无所适从,不得不在五帝和夏的栏目里写上“传说”二字,夏商年代后面划上(?),另有学者撰写通史,干脆来个《中华二千年史》
  在疑古思潮风起云涌之际,一些清醒的历史学家不相信我们的祖先全是居心叵测的谎言家,不相信“古代真相不过如此”,也有学者与疑古派商榷辩难,还有学者默不作声,另辟蹊径地从田野考古中寻找上古文化的证据。随着考古铁铲的翻动,代表着夏文化的偃师二里头、巩县稍柴、登封告城、临汝煤山、山西东下冯等上百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一向被视为“若存若亡”的夏王朝终于得到了坚实的物证。
  疑古的潮汐造成的影响短时间是难以祛除的,国外仍有一些学者置大量的考古学证据于不顾,继续否定夏王朝的存在。这从另一个侧面昭示我们、敦促我们,应该及早地“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及早地重建我们的上古史。
  早在十年前人们还在为夏王朝是否存在而争吵的时候,宋镇豪先生就以最新的考古材料为依托,开始契心静志地梳理夏商社会生活头绪,经过六个寒暑的呕心沥血,终于将一部四十多万字的(夏商社会生活史》(下文简称《夏》)奉献给读者。
  社会生活史在史学里是一个颇为专深的领域,总的来说,这一学术专史还很年轻,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在我国兴起,至今也不过七十多年的历史。七十余年间,虽不断有研究成果发表,但多是零星的单篇文章,大部头、成体系的论著不多,仅有的几部通论,限于资料原因,上古社会部分论述疏略。近年出版了几种断代性质的社会生活史,年代则在秦汉以后。因此《夏》具有一定的开启意义。
  夏商社会生活史研究之所以薄弱,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史料取舍太难。夏商两代史料,本来先天不足,何况这些仅有的史料又被搞得体无完肤,想重新种植夏商植物群落,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这些传世文献。平心而论,疑古学派并非毫无道理,中国古史中确有一部分伪赝品。要研究夏商,首要条件就是要在去伪存真上下足够的功夫。然而,即便如是,要想在这有限的传世史料上建构夏商古史系统也是困难的。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我得坤乾焉。”(《礼记·礼运》)孔老夫子尚且慨叹夏商史料“不足征也”,生在其后两千年的我们难道还能变出什么花样来?因此,欲为夏商史,必须在资料上另谋出路,就是孔老夫子没有见过的地下材料。地下材料是上古人无意留下的证据,年鉴学派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把它称之为“无意史料”,传世文献与之相对,当然属于“有意史料”的范畴。从历史研究来看,“有意史料”虽然价值不容低估,但相对来说,“无意史料”来得更为直接,更为可靠。“有意史料”难免有“层累地造成”之嫌,“无意史料”绝无前代史官精心粉饰之病。地下史料,又分为两类,一是一般的考古资料,二是古文字资料。夏商两代的第一类资料已出土不少,甚至可以说大为可观;第二类资料,夏代不能说没有,所出寥寥,无法藉以研究夏史。与夏相比,商代大不一样,十几万片甲骨文所传示的信息,一个人穷尽毕生的精力不能完全掌握,还有金文材料足可与甲骨相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商史研究在资料上不成问题。问题是资料多了,吾生也有涯,难以掌握。甲骨文、金文现在都以专门学问名世,不受专门的训练,其研究手段简直无法利用。相对来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利用起来稍易一些,考古资料发表出来,大多进行过“初级加工”,但这些资料星散,须花大气力广泛搜求。总的来说,治上古史本身就难,足以令人望而生畏,退避三舍。
  难归难,还得有人做。宋先生做了,并且做得很有成绩。
  主要利用地下考古新材料是《夏》的一大特色。因为考古材料是夏商人的直接证据,其它资料的可靠性远不及此。比如宋先生谈夏商婚姻,在材料的取用上就有别于一般的社会学著作。一般的社会学论著往往把开化较晚的少数民族的婚姻形态当作活化石看待,以研究古代婚俗,但以现存民族风俗“孑遗”构拟一套方案来充当古货,总难免给人似是而非的感受,人们不能不疑虑这种以后例前的做法的科学性。宋先生研究上古婚姻形态和习俗,则以考古墓葬资料为主要依据,以古文献、民俗学资料作参考。例如,在研究鲧、禹时代的婚制习俗时,指出夏代去原始社会未远,承氏族时期遗风,婚姻犹存过渡阶段多态多姿色彩,却又呈现出阶级社会的鲜明印记。他引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墓葬材料说明,氏族组织的固有机制,已因氏族内部出现等级差异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日益松懈瓦解,在婚制方面,也有所体现。该遗址先后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墓葬七百余座,约有87%的狭小墓穴几乎没有什么随葬品,与此不同的是另外的13%的大中型土坑坚穴墓,有的随葬品竟达上百件之多。这批人在生前不仅社会地位“居高不下”,而且享有多妻特权。M2001两侧的中型墓,死者分别是二十五岁和三十至四十岁的女性,从墓位上判断,她们应是大墓墓主的妻妄,一夫多妻而异穴并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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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7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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