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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民主法治是乐观的——专访李步云


□ 张帆

记者 张帆

这是一个被法学人视作布满荆棘的领域,法治、人权,无一不涉及敏感问题。然而,他却能鼓足勇气终生致力其中,将书院式的法学研究变成切切实实推进中国法治与民主进程的力量。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坚守信念、坚定如一。

他被称作法学界的“善舞者”,与政府共舞,与权力共舞,并在此过程中让政府官员和更多的人领会法律和法治的魂灵。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提出适当的理论学说,推进这个国家的法治事业,在激进和保守之间保持了高超的平衡。

他即将动笔的自传已写下这样的题记:“这是一轮红日,在他的梦境里喷薄欲出;这是一缕忧伤,在他的思绪里挥之不去;这是一股激情,在他的生命里熊熊燃烧;这是一曲法颂,在他的著述里放声歌唱。”

这就是李步云,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法治史上注定要留下其浓墨重彩一笔的法学家。

朝鲜战场血与火

从此后的人生经历来看,我之所以在理论研究上有点勇气,应该同我个人的这段独特经历有关

财新《中国改革》:你是一位地下党员的儿子?这是怎样一个家庭背景?你的少年时代如何在战争与内乱中度过?

李步云:1933年8月23日,我出生于湖南省娄底市一个书香门第。

父亲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湘乡支部委员和当地农民协会会长。这些情况直到我参军后他才告诉我。只记得父亲当时在湘乡县城草罗巷九号,经营着一家叫作“鼎荣”的旅馆。每半个月,就会有一些陌生人来吃饭,也不住,聊完天就走了,那是地下党在交换情报和研究工作。我家堂屋的夹墙里藏着当时的一些革命文物,一直保存到了新中国成立。

我十岁时母亲便离世,加上哥哥病重,欠了很多债,考上中学却交不起学费,只得停学一年,去我父亲任校长的小学当教员,工资是一年800斤稻谷。

1947年,我重新考入涟壁中学,初二时的英文老师刘佩琪是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因为我思想表现进步,他开始断断续续地给我灌输革命理想。他组织了一个外围社团叫“济世学会”,给大家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些都是我们俩半夜无人时在学校里偷偷印的。当时尽管我才十几岁,但也知道,一旦被反动当局抓住,不杀头也得坐班房。

毕业时老师们在我毕业留言本上的题词至今记忆犹新,训导主任写的是“天资聪颖、心地光明、思想进步、求学心切、乐于助人、态度大方”,中文教员写的是“青云路远,万里鹏程早著鞭”,可惜这个本子在前往朝鲜战场的前夜轻装时丢掉了,实乃我人生一大遗憾。

财新《中国改革》:怎样的机缘会使你走上抗美援朝的战场?

李步云:我成熟早,思想进步,一直想参加革命。到考大学时,因为家里穷,读不起。当时,四野特种兵干部学校在湘乡县招生,我拿着姐姐给的两块大洋,步行100多里,到县城参加了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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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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