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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文化观


□ 梁治平

  在希腊神话里面,手执天秤职司法律的忒弥斯也是正义女神。按照希腊人的哲学,法律与正义同样地不可分离。柏拉图说,“正义就是保有当属于自己的东西和去做自己当做的事情。”而据智者吕哥隆的看法,法律是人们互不侵害对方权利的保证。这些固然不是古希腊人对正义和法律的全部看法,但它们至少让我们注意到后来发达的罗马法律学与希腊哲学之间的联系,更进一步说,它使我们注意到已经高度技术化的法律制度,同它建立其上的文化立场之间的深刻联系。
  比较起来,中国古代法典的编排体例另外有一种根据。前人谓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之制也”。(《晋书·刑法志》)唐、明律体例各异,然而考其精神,实与《法经》一脉相承:皆为王者之政,罪名之制也。
  依罗马人的分类,刑法属公法,出自公元六世纪查士丁尼皇帝之手的《法学阶梯》则纯为私法。我们把中国古代的“刑律”拿来与古罗马私法作比较,似乎未尽公允。问题是,中国古时法典只此一种,那在古代罗马蔚为大观的私法制度,在这里竟付阙如。这真是可惊的事实。其实罗马私法调整的法律关系若婚姻、亲属、契约等,不但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而且也见于中国历代的法典。不同处在于,中国古代法典中这一类的规定甚少,且以大异于罗马私法中诸条款的面目出现。归根结蒂,它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与罗马私法的精神有所不同。这一点,我们从法典的句法结构中即可以明白地看出。下面先从《法学阶梯》里面摘出几条:
  
  (一)“自由人得名于自由一词。自由是每个人,除了受到物质力量或法律阻碍外,可以任意作为的自然能力。”(1,3,1)
  (二)“某些物依据自然法是众所共有的,有些是公有的,有些属于团体,有些不属于任何人,但大部分物是属于个人的财产,个人得以各种不同方式取得之。”(2,1)
  (三)“债是法律关系,基于这种关系,我们受到约束而必须依照我们国家的法律〔为〕给付某物的义务。”(3,13.方括号中字系引者补入)
  (四)“诉权无非是指有权在审判员面前追诉取得人们所应得到的东西。”(4,6.以上四条引同上书)
  
  中国古代法典中全无与之对应的条款(!),我们且由《唐律》之最近于“民事”者抄二条在下面:
  
  (一)“诸许嫁之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唐律疏议》卷十三)
  (二)“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备偿。”(《唐律疏议》卷二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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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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