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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中共地下交通员工作


□ 刘 云

  
  我原名叫韩俊芳,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刘云。在1945年我14岁那年,跟着哥哥韩夏存(中共西安市工委书记)参加了地下党工作。当时我年龄小,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就从事地下交通员工作。
  我的任务是市内交通,工作范围一是传递文件,通知市工委各种紧急决定;二是通知会议;三是负责各组织之间的联系;四是办理市工委领导临时交办的各种任务。当时不论敌人用如何残暴手段对待共产党员,我都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克服一切困难,不怕牺牲,努力完成党组织上交办的任务。
  秘密工作不能留痕迹,如有任务我哥哥就派同志深夜给我家大门的门闩上绑一个麻绳,这就是当时下达任务的通知,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一下有无任务。有一次门栓上的绳子不见了,结果是转移了住址,我哥哥当时转移到东关。
  文件是用缩写的办法刻印,一本书、一个文件至多用一张蜡纸刻写,其字迹越小越好,然后印在极为细软的纸上,叠成像半个大米粒大小的纸粒,放在衣角里,然后再一件一件的传递到同志们手中,并通知阅读后立即销毁。比如《中共七大决议》、《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件都是采取以上方法传递的。
  在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注意保密与安全以及时间性的问题,比如发现情报,就要立即汇报、通知,因为有些紧急情况不火速通知就关系着党组织及党员同志的安全。开会地址不固定,口头通知也是用代号、暗号来代替。比如,传递市工委书记的意见用“大个子”来代替(我哥哥个子较高),看中央文件用“看美国画报”代替,边区用“家里”代替等等。
  1940年中共西安市工委因形势恶化而停止了活动,直到1948年12月西安市工委恢复建立。同志们都是单线联系,一个党员只是知道他的一名领导同志。恢复党员组织生活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每个党员都要经考核后才能恢复,才能得到信任。西安解放前夕,市工委积极发展党员,壮大队伍,领导了108名党员,161名团员。
  为了顺利开展工作,每个党员都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如果找不到合法的事情,便化装为工人。记得我哥哥就让我找一位在学校做事务工作的同志,请他搞十个校徽,他没有办,于是我们怕他出问题,就不再和他联系了。当时我哥哥是以胡宗南后勤部第七补给区副官的身份作掩护,化名为胡友儒,他利用副官的身份,利用白天为敌人工作时收集军事情报,晚上作地下党工作。他曾将胡宗南的军事情报,设法送给彭德怀同志,这一重要情报对解放西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嘉奖。解放以后张德生同志与我哥哥去彭德怀那里,张德生对彭德怀说:“这就是给你送情报的韩夏存同志”。
  在西安临解放前,蒋介石特务机关大造谣言,迫害民主人士,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镇压人民民主运动。面对十分险恶的形势,中共西安市工委及时指出:“敌人的镇压政策并不表示它的强大,而是暴露了它的软弱,只要我们敢于斗争,并在斗争中讲究策略,就一定会获得胜利”。当时我哥哥给我画了一个书签,内容是暴风雨中的海燕,鼓励我要敢于斗争,我当时对哥哥说:“我如果被捕,我装着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懂,一句话也不会说,请你放心”。当时西一路小学有一共产党员叫张光廷,我曾多次给他传递过情报。他被捕后,宁死不屈,没有供出我和哥哥。在解放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参加了审判特务头子刘建英的工作。刘建英交代将张光廷烈士杀害在东大街红会巷国民党监狱的枯井中。我还专门去了红会巷,在枯井中找到一件带血的棉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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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陕西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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