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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不可理解之中”


□ 白 露

  对《读书》九月份“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讨论会的记录与感想
  
  初回北京的几天里,最触目惊心的不是人的改变,而是环境的改变,尤其是繁华的闹市区的面貌的改变。我们家就住在这样一个闹市区的一幢高楼里。既非胡同又非大杂院,我们一直以为周围的环境没有什么继续开发的可能了。这次回来,却发现还是有余地变化。除了在楼房的缝隙里挤出了不少新门脸儿之外,门口的那条大马路的名字也变了。走在马路上,我指指点点可以说出不少老建筑,对我来说那都是“过去”留下的痕迹。但是也有不少“新”的痕迹我无法命名。我觉得我所在的城区似曾相识,又不全认识,处于这“似曾”和“不全”之中,挺尴尬的。
  描述家门口的变化,比走出去体验和理解一个“美丽的新世界”要难。因为像我们家门口,新的痕迹和旧的痕迹就总是纠缠在一起,拎不清楚。有时候,即便没有痕迹也是痕迹。最明显的是门口的大街。下午三、四点钟开始,因为有太多的“面的”和“夏利”,常常会造成交通堵塞。仔细观察一下,人为的因素除外,原来是路面上、路边上没有足够的标志,无法强迫汽车、自行车、行人各行其道而造成的。马路中间没有一条黄线,“面的”司机们大概因此觉得可以随意掉头,因此造成了不少堵塞。这“没有”实际上也是一个痕迹(trace),因为它告诉我们这条马路本来不是为了走那么多车,尤其是那么多为生活、挣钱而疲于奔命的人开着和坐着的车,而设计的。北京有多少小胡同本来一年也见不到几辆车,现在非但频繁地走车,而且两个方向地走。且不忙拆毁民居,拓宽马路,在胡同口安上一个“单向通行”的标记,比什么都来得便捷、有效。
  听到了一个笑话,觉得很能生动地体现现代生活中新旧混杂所引起的困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的公共汽车上都安了个录音机。汽车到站的时候,录音机里的女声含含糊糊地提醒众人“靠边行驶”。有一次,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没有注意,被“别”倒在地。车上的男售票员不得不下车与老头交涉。老头儿爬了起来,气势汹汹地说:“我不和你说。我要找那个女的。”
  路名、马路上的标记、汽车上的录音声音,这些都是交通问题,同时也是文化符号,被有心人拿去,可以大书特书,作成文章。《读书》杂志的内容够杂的了,办了十几年,还没有人就马路文化、轿车文化作成文章发在上面,是因为它觉得自己谈的应该是“书”,至多是印刷文化。虽然题材上还比较专一,但是历年来,《读书》主张不只读书,而且“读”书里书外的人和事,以及读《读书》本身,这种谈论的方式早已包涵了它近来提倡的“文化研究”的意味。所以《读书》杂志继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热”之后,在连续几期刊登有关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有关“东方主义”及“西方霸权”之后,再次集中的以讨论会的方式重提“文化”问题,这实际上蛮顺理成章的。
  只不过九月份的这次有关“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的讨论会,不从理论甚至问题入手,而着重于个案的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只谈书或者印刷文化,而且谈电视、谈绘画、谈建筑;在散漫地讨论之前有时间限制、有专人针对谈话作出质疑地谈话,这种种姿态应该说是对于这个刊物对自己的内容、谈话方式、题材等方面的一个补充和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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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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