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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超国家主义”


□ 刘岳兵

  与日本法西斯主义同义地使用的“超国家主义”这个概念,缘起于《投降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英文为ultra-nationalism,日语就翻译为“超国家主义”。把这个概念放到日本现代思想史中来分析,始作俑者是丸山真男。这个概念出现半年后,他发表了《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这篇文章也成为日本现代思想的经典之作。后来久野牧、鹤见俊辅的著作《现代日本的思想》以及桥川文三编辑的《超国家主义》一书和他为此书写的解说《昭和超国家主义之诸相》,都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文献。
  丸山真男很重视日本超国家主义的渐进的性格,同时提出如何区别近代国家共通的国家主义与“极端的”国家主义的问题。桥川文三则进一步从具体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分析着手,指出日本的超国家主义是以朝日平吾、中冈艮一、小沼正等青年为原初形态,在北一辉那里达到正统的完成形态,而将井上日召、橘孝三郎等看做一种中间形态。
  朝日平吾(一八九二—— 一九二一)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大财阀安田善次郎的家里刺杀了安田善次郎之后,当场自杀了。受朝日平吾所留下的遗书《死之叫声》的影响,同年十一月四日,首相原敬在东京车站被十九岁的青年中冈艮一在“国贼!国贼!”的尖叫声中杀害了。井上日召(一八八六——一九六七)是血盟团事件的策划者和精神领袖,橘孝三郎(一八九三—— 一九七四)是农本法西斯主义的指导者。朝日的遗书《死之叫声》,具有区别日本的超国家主义与传统的国家主义的标志性意义。在这里,如久野牧所言,元老、新旧华族、军阀、财阀、政党首脑这些明治以来的传统的国家主义的代表无差别地被一律断为罪恶的元凶,主张挨个杀掉,以此表明与明治以来的传统的国家主义的断裂。而且这里,对外来思想的排斥、直接的恐怖行动、志士意识或天皇的赤子观这些昭和超国家主义的特色一应俱全,还没有表现出来的只有将国内改革与对外国策结合起来的正式的超国家主义的主张而已。这种“正式的超国家主义的主张” 在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充分体现出来。
  桥川文三不仅分析了大正、昭和时代超国家主义与明治时代国家主义在思想性格上的不同,而且指出明治以来的个人主义、人格主义的思潮对于形成超国家主义的思想底色的潜在影响,甚至有气脉相通的一面。实际上,以各种思想杂交的怪胎形式出现的超国家主义,无论是对传统思想还是现代思想都极具吸附性与粘连性,这是使它同时显出前近代与后现代面孔的原因。这里我们分别从人生观、国家观和宗教观来看看超国家主义的思想特性。
  虽然超国家主义者(他们的著作以及相关资料集中收录在《现代史资料》第四、五卷,みすず书房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版)的家庭出身及生活状况不尽相同,但都是自觉地将个人与国家联系起来的“有志之士”。只不过这种“志士意识”因为其处境等不同也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如朝日平吾在《死之叫声》里说:“我所支配的只是未满二十岁的青年,他们不像今日之有识青年会算计,也不是小才子,其特征为愚直、不言实干、莽撞,立于信念、不为名利而动,故坚强沉默,所望不在瓦全而在玉碎,所期在决死的真实。强烈鼓吹天下之事皆为赌博的人生观与病死不如诛灭奸人而死这种男子汉的豪爽之气。”而“二二六”事件皇道派青年将校的代表西田税(一九○一 —— 一九三七)则有一种革命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气概。他在《无眼私论》中说:“志士必须是圣人,古来的革命者都是圣人——真理之把持及其现实只有圣者能够担当。”
  人生观中,生死观无疑是他们的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一方面,他们赋予死以诗意的理想价值。西田税就高唱“死者诗也”。认为“美丽的死是人生终极的理想”。并解释说:“短暂的生因为美丽的死而具有无穷的价值。即便长寿,因为丑死而价值全无。总之,殉于哲理追求人生去美丽地死的殉道者的生命,不单单以其年龄——灵肉俱在的——论长短,所有殉道者的生命都是同一的——在永远的未来延续而不朽,其存在与哲理的永劫不朽。”
  与这种对死的礼赞形成对照的是将暗杀视为一种去道德化的手段或方便。对于为什么要采取暗杀这种过激的手段,井上日召回答说:“那是无是非的方便。”“什么能够促使他们自觉?有什么方法?一想马上就应该明白。对他们的铜墙铁壁而言,出版物和志士的诚意都没有用,那么剩下来的只有在他们所珍惜的最重要的生命上的危险感才能够开导他们自觉了。”“对我来说我相信是佛行,不觉得是善也不觉得是恶,一切都是这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这里涉及佛教,特别是日莲宗的法华信仰。如杀害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的小沼正说:“我杀掉井上准之助,朦朦胧胧地觉得能够掌握佛教的某种东西了。成为杀人犯在拘禁中我更加热情地阅读了佛教经典。这都是托准之助的福。这样,对我来说杀人是如来的方便。”
  他们主张将杀人作为一种“方便”,其目的在于国家改造、在于“清君侧”。同时也是排除天皇与其赤子之间的屏障,使作为有限的个人融入天皇这一万世不朽的绝对生命之中。青年将校一般都认为天皇陛下即日本国,我们赤子是陛下的分身、分灵。立于这种信仰之上,去充实发展每一天的生活,就是维新、就是改造。但是,具体而言,天皇的命令要通过上级军官来表现,这作为实际问题来认识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长官不得不根据自己的信念来强行“含泪”要求部下,因为部下是将自己的命令“作为陛下的命令确信而动的”。与这种将拟似“陛下的命令”作为“确实的信念”而“去”死相区别,法西斯主义的恐怖暗杀活动,有所谓“一人一杀”与“一杀多生”的分别。一人一杀,朝日平吾是典型的代表,他留给盟友的遗言是:“卿等体会我平素的主义,不声张、不外露,只是默默地刺杀、冲击、斩伐、投放,不需要同志间的往来、结集,唯有埋葬一个,这即是尽自己个人的方法与手段。”而井上日召则告诫其同志说:“我们的暗杀,不是以杀人为目的,而是忧国青年为了促使其觉醒而不得已所诉诸的唯一手段。”还特别提到“无论是否达到目的,不要自杀。既然自己是信善行事,就必须明确活下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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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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