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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号机密”的保存奇迹


□ 殷 茵

  1930年10月以后,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中开始出现了“存文组宣毛”的代号。其中,“组”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与之并列、列在首位的“文”——中央文库(中央地下档案库),一直湮没于历史的风雨中,鲜为人知。从1930年秋开始,中央文库几经辗转,数易其手,在险恶的环境中存在将近20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为了这个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一批英雄前仆后继地刻上了自己不朽的名字。
  上世纪30年代,为适应上海地下斗争的生存环境,中央秘书处新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一份送共产国际代存,一份送文件保管处集中保存,一份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1930年4月《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再次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精简机构,中央机关科以下的“处”一律取消。而此时,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大约20余箱文件、资料,仍须长期安全保存。上海戈登路1141号(文件保管处办公所在地)当时还比较安全,暂不搬迁。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具体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负责。张唯一素以老成持重著称,在党内有“老太爷”的雅号。
  1931年4月、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文库不得不紧急转移。
  1931年底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后,张唯一这时已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实在难以兼顾文库工作。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调任陈为人管理“一号机密”,由张唯一单线联系。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第一层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中央文库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陈为人开设了一家湘绣店作为掩护,妻子韩慧英(原名韩慧芝)则在附近一所小学当教员。
  当时,文库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独址居住,独立活动,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参加示威游行、撒传单等公开活动。因此在同外界的联系上,由妻子韩慧英负责,陈为人只是驻守档案库。为防不测,党组织也只派一名领导与文库负责人单线联系。所以即使是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几个知道“存文组宣毛”中的这个“文”在哪里。
  在敌特、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一遇情况有异,档案库必须立即转移。几年内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有一次甚至搬到法租界霞飞路一白俄老妇人的楼上。老妇人的儿子是个巡捕,成天张牙舞爪地满街乱抓共产党,却不知他家楼上就住着真正的共产党。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芝照例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妻子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陈为人明白一定是出事了,可是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营救亲人,而是如何安全火速地转移文库。
  当时,陈为人既不便找党内同志,也不能找外人。他想尽办法才找到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但每月30块银元的租金十分昂贵。当时,陈为人已经与党组织失掉联系,断了经费来源。但他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租了下来。
  本来一家人生活就很清贫,现在他要孤身保管地下文库,还要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了文库的安危,又不能出去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陈为人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他常常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吃,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又把鱼片藏起来。就这样,那片干鱼片足足用了一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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