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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要”


□ 黄 裳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在学术上有高名的著作。虽然“成书仓猝,纰谬百出”(陈垣),但在有清一代却没有谁敢直率地指出它的错误。偶有议论,也大半转弯抹角;吞吞吐吐。因为书是“钦定”的,不好随便说长道短。但错误到底是错误,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煌煌数巨册,就是有代表性的发复之作。余先生所不曾指出的错误,还不知道有多少。
  《四库提要》还有应该指出的更为重要的一面。因为是“钦定”的,它的编写就必然要以封建道德为最高指导思想,以统治者的利益为评判准绳。因此而产生的编写思想上的问题,恐怕比学术性的错误还要更严重若干倍。对此,人们也早已有所觉察并作过一些批判了,但至今没有进行过系统、彻底的清算。
  不过《四库提要》到底不失为一部空前巨著。在它以前,虽然也有过《郡斋读书志》之类的著作,但论规模,论深广,都是远远不及的。过了二百年也还没有能代替它的新著。因此到今天为止,人们还是不得不利用它。过去有许多号称“博古通今”的学者,其所以使人惊佩的原因,就是熟读了《提要》,好象真的读过那许多书了似的。当然,这是经不起认真盘查的。但如果不是拿来炫耀自己,作为打开知识面的泛读,那还是有好处的。何况今天的读者也大抵不再相信它的“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的权威性了,真的不过是“仅供参考”而已,那么这确也到底不无好处。
  “提要”是紧跟着目录而产生的。读者不满足于只有一张书单,还希望多少知道这些书的大致内容、写作水平与正确程度。这是文化发展繁荣以后必然提上日程的要求。人们关心的是各种书籍所传播不同知识的科学性,在思想上和内容上的可信赖性。在研究者看来,这要求就更为迫切。他们希望知道知识海洋的粗略蓝图。过去作学问的办法是写札记,后来进步了,改为作卡片。但以个人的努力,工作是异常艰难的。在这里,乾隆皇帝也有他的贡献,也许比他更早的先朝皇帝们早已创造了这种集体创作的方法了。但他的组织工作做得规模更大也更细密。他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编辑班子,动员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在皇帝的直接领导下,通力协作,定期完成。这种动员集体力量进行的协作,不能不说是文化建设上的一种重要先例。即使是封建皇朝的皇帝,也明白这种方法的必要性。
  好的“提要”应该就是好的书评。但要求比书评更为完密、谨严。在今天,好象还不容易提供一种理想的模式,一切还处于摸索之中。这里需要百花齐放的方法,由不同作者根据不同需要,写出各有特色的提要来。理想的模式,应该从大量同类著作中比较、鉴定而最后产生。过去也不是没有人作过这种工作,也有过出色的成果,都是很好的参考资料。
  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是这方面突出的著作。陈先生是史学家,他写这书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来说佛教史籍的。此书撰于抗日战争中沦陷的北平,“故其中论断,多有为而发”,这是两条基本前提。这又是为课堂讲授而写的讲义,因此所选皆习见之书。以上都是使作品具有特色的重要原因。这不是为佛教徒写的,而是使普通读者获得必要文化史常识的入门书。但作者以非凡的学养、功力作这个工作,他用“牛刀”来“割鸡”,如此灵巧,真是擘画分明,完全没有空话、废话,同时随宜纠正了前人许多错误,包括《四库提要》的错误。学术水平是很高的。
  陈先生的方法大致是对每一书先后讨论其板本源流,体制内容、特色与优缺点,作者略历,本书之流行与在史学上的利用,纠正前人有关的错误缺失等等。这中间有些内容是过去的著作也曾注意到的,但往往失之于轻忽,远不及“概论”之谨严。《四库提要》也常常指出书中的失误与缺点,但多半是枝节的、随感式的。作为学术著作就缺乏必要的份量。陈先生又指出《四库提要》的一种根本上的弱点,“非按目求书,而惟因书著目”。也是发人深思的。《四库全书》是在收缴天下藏书的基础上编纂完成的,实在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系统的访求,要求它反映历史的源流与完整面貌是困难的。这一点很值得引起注意。在过去的研究著作中,有时会出现一种缺点。他们援引的历史文献是繁富的,僻书秘典是多的,但往往忽略了通常习见的基本史料,常常漏掉了属于常识范围内的内容。这是一个时期以来重视异书孤本但忽略基本读物的风气带来的偏差,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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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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