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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王迪老师


□ 彭建军

“王阿姨去世了!呜呜!”看着羲和发给我的短信,我惊呆了。
翻开《古琴曲集》一、二册,看着一个个“王迪记谱”的字样,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最早知道王老,是通过她的著作《琴歌》,这是1990年前后我在图书馆里能见到的少数古琴书籍之一。兴奋之余把它全部抄写下来,同时“王迪”这个名字也就永远印在心中,是尊敬?是崇拜?还是感激?可她现在却不在了。
从未想过能拜访王老,这对于学艺不精的我来讲简直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2000年在南京琴家马杰的藏书中翻到一张老照片,照片下罗列几位琴家,里面赫然有“王迪”二个字。我眼一亮,然后迅速地搜索着这张有几十人的合影照片中的每一位,目光最终落在一位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身上。我指着她对马杰说:“这位就是王迪吧?”——我幼稚地认为:只有具备这样坚定的目光、这样和蔼的笑容,才配叫“王迪”。
直觉是对的。“王老师人很好,有机会我带你去拜访她。”马杰说。从此我有了拜访王老的心愿。
2002或者2003年,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几经打听,我得到了王老家里的电话,激动得一直不敢拨打。
电话那边是很慈祥的声音,我简要介绍了自己和想拜访她的要求。她马上应允了,询问我住什么地方,并反复告诉我可以坐几路车,再换几路车,到什么地方,门牌号。“下车后,雪亮眼镜店对面的胡同,雪亮眼镜,……”最后当她知道,会有一位北京琴友和我同去,才不再重复。
家不大,朴素、很干净,书多,琴横在老旧的桌子上。
只想能见见这位学识渊博的琴家、学者就心满意足了,原本打算在王老家坐十几分钟就走的。不过那天王老心情好像格外的好,讲了很多有趣的小故事。
“和你们现在到处找老师学琴不一样,我那会儿自己就没想过要学琴,家里人和管先生相识,送到他那里学琴的。
“最开始,弹琴手老不听使唤,管先生就找来钢笔帽,套在小姆指上,什么时候样子不难看了,才摘下来。
“管先生琴弹得很好,可他教的第一个曲子我不喜欢,也弹不好。我就与管先生说,我不学这个,这个不好听,我要学另一个。管先生让先把这个弹好再弹下一个,我求了很多次,他都这么讲。于是我就与他斗心眼,练习的时候故意不好好弹,管先生也不生气,告诉我想弹什么就自己弹吧,但是他也不往下教了。这么耗了两个月,斗心眼没用,只好跟管先生好好学,第一个曲子弹好后,就开始学我喜欢的那个。”
接下来的话题是管先生,由管先生又提到很多老琴家。
“50年代进行抢救古琴音乐活动的时候,在全国各地找到的会弹和弹过古琴的老先生只有80多个。”王老告诉我们,“这些老琴家很不容易,贡献也很大,古琴能流传到今天全靠他们。”
“有人讲,有些老先生的琴弹得音不准了,节奏不对了,这很不公平。那个时代没有唱片,没有这么多资料,连琴谱也是很难找。很多老先生已经很多年没有碰过琴了,听到抢救古琴的消息都很高兴,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凭记忆把他们的音乐留给我们。”我不难理解,为什么有很多王老这样的学者能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潜心做学问。
“有一年我们在音研所杨荫浏先生的带领下,到南方进行民乐抢救,计划中的任务完成后,回北京之前,找到了阿炳。于是杨先生带着我们又展开工作,剩余的一些钢丝(当时使用钢丝录音设备)录了六支曲子。当时《二泉映月》没有名字,是杨先生征得阿炳同意代取的,后来成了名曲。我们回北京之后不久阿炳就病逝了,所以阿炳就留下六支曲子。”
墙上有不少与琴有关的照片,有王老年青时演出的剧照,有合影,但最眼熟的是两张抚琴而歌的陶俑——它们在很多书籍中都用作插图。
“这是当年×××墓(王老当时说的可能是马王堆汉墓,但我没能记清楚)发掘时,出土了一件乐器,当时考古的同志请音研所派人协助鉴定,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出土的文物除了那件汉朝的古琴,还有一些歌俑,根据要求,我把这些文物都逐一拍了照片,没摄影知识,自己琢磨着拍的。”
“这两张弹琴的歌俑实在太喜欢了,就多洗了两张,悄悄留着。这在当时是违反纪律的,因为所有的考古成果都属于国家。”边说,王老边欣赏着自己的“作品”。看得出,她对古琴的热爱隐显于谈笑之间,胜于当今流行的“宣言”式的表白。
间隙,我提到了王老的著作《琴歌》,并希望能出新版或者续集,同时恳请新版或续集最好也包括减字谱。王老解释道:由于特殊的政治气候,出《琴歌》的时候,有很多曲目未能加入,减字谱也因避“四旧”之嫌被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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