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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视现场生态美


□ 蔡贻象




电视的本质是多因素的有机统一。如果从传统的影视关系来看,电视是映像艺术家族崭新的艺术载体,是电影艺术的另一种表现和存在方式;如果从广播延伸的传媒特性看,电视则是对只有声音的广播、只有文字的报刊的一种图像补充;如果从文化休闲角度看,电视又是现代客厅生活中标记性的娱乐发生器。现代电视学确认,电视美更易发生在后两者中,虽然电视的艺术性在艺术发生学意义上符合艺术的逻辑,但毕竟更多的是艺术研究者的研究惯性在起作用而已。张锦力通俗而坚毅地指出:电视的第一本质是新闻传播,第二本质是客厅休闲,中国电视40年的流程,所强调的喉舌工具论和舆论监督性,以及成为社会生活“第三种权力”的说法,其实都是电视的边缘性追求。可见,电视作为强势文化的内在支撑点就是媒介性和休闲性,而电视的非艺术美感就集中在与之有着最直接逻辑承接关系的电视现场中。
什么是电视现场感?即由电视手段营造出来的声画同步的具备即时即刻性质的电视场景感觉或氛围。在新闻传播中,正是电视的现场感以无与伦比的细节、气氛、事实征服了原先习惯于广播和报刊的传统受众。在客厅休闲中,也正是电视的现场感,才使观众无休止地沉湎于体育、综艺等节目的轮番轰炸中。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电视“阅听人”收看节目,是以特定的方式做苦工,以付出时间和精力全神贯注参与节目的方式,不自觉地成为广告商所支持的媒介公司的社会化背影,但电视观众并未绝对受累于节目,而是在一种生态化的现场中,感受到非传统非艺术的现代美感,即现场生态美。生态美原是自然美中的一种,引入艺术文化领域后,可以界定为“充沛的文化生命力与文化生存环境相交融所达成的具有和谐和创造性的新颖美学境界”,电视的现场本性,恰恰展示了其生态性的一面,成为核心美感之一。



电视的现场生态美感首先体现在客厅化休闲的心理需求中。
我们之所以呆在客厅看电视,是因为我们不可能事事都经历现场,只能寻求文化性的代理人,而电视正好能够把非常个体化的现场,转化成客厅的直接展示,观众能借助电视把自我与事件的参与者视为一体,对荧屏发生的事拥有莫名其妙的信任感,而且是在休闲氛围中被进一步地强化。电视的文化状态,其实就是强制休闲,以现场的方式吸引(侵犯)了收视者,收视者也因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虚幻)权力:我看过即我经历过,故我有肆意议论的优越感,有揿动遥控器的选择权。这就有了休闲文化镜语中的生态创造性,观众不仅满足了心理需求,而且有了文化想像。比如《生活空间》,几乎所有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都曾经有过希望,希望不再有太多的嚼舌头主持人和喋喋不休的解说,希望荧屏上出现的不是某种符号式的政治代表或群体大众,而是生活中的“这一个”。节目的成功也确实在于采访者退隐,社会底层和弱势人群被关注,观众因而有了体味的生活化和情感的现场感,能够从编导张扬的人文精神中感受到生活的升华。每当清晨打开电视机看《生活空间》,人们就会觉得与大众离得很近,在与普通人同行中,以平常心保持人的尊严。
客厅休闲式的电视观赏,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就是家庭化。大量的电视节目,甚至包括电视剧,都有意无意地展示家庭场景。典型的如家庭情景剧《我爱我家》、《欢乐家庭》等等,场景基本上固定在客厅,就是为了产生亲和感。在日本,电视剧中描写日常家庭生活的比例非常高,尤其是用餐喝茶的场景集中在“茶室”,全家人一块聚餐娱乐(看电视是一个重要项目),并引发了颇有特色的日本女性电视文化(和男性电影文化相对),很大的原因就是日本的专职太太多,电视肥皂剧迁就了家庭妇女的审美需求,从而获得很高的收视率。这里,以现场美来观照,就有着“家庭团圆”的象征性生态效应。正如帕克在《艺术的本质》中所说:“审美价值是在想像中转化了的实用价值”,电视现场美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想像中的美,有时不是直接的愉悦,而是间接地因客厅休闲和现场假象激发出来的感觉,秘而不露,强大又不可缺少,是休闲的功利和想像的非功利的统一。



若从电视的传播本性看,电视在信息的流动中,也充满了现场生态美。
电视在媒介中的优势,集中在现场上。不用说大型政治性活动和体育竞赛直播,就连一些专题也打上了明显的印记。比如电视谈话类专题节目中,就有一小类叫“到名人家去做客”,突出了名人谈话时的真正客厅背景和生活氛围,名人没有被演播厅割裂开,而是在自己最熟悉的场景中与观众作交流,既满足了名人的谈话欲,也符合了电视观众的欲望:希望看到现场中的名人,才能对他的谈话有现场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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