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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水与嬗变的社会


□ 邓宏琴

  自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问世以来,学界对于作为“文化”水的研究似乎就未曾间断。撇开那些过多侧重于水利技术、水利事业的水研究,单从以水与社会的深层互动关系为旨趣的研究来看,实现从“治水社会”向“水利社会”的跨越(可参考王铭铭:《“水利社会”的类型》,《读书》二○○四年第十一期;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读书》二○○五年第八期),已经成为理论上深化水研究的新视角和新取向。行龙教授的《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以下凡引此书处只注页码)一书,从区域个案的角度对“水利社会”的研究前沿做出诠释,可谓是从理论迈向实践的重要一步,读来欣然。
  文化的水,指当水与人的生产、生活发生关系时,以及以水为媒介而形成社会关系时,水便具有了文化的含义,“以水为中心”中的水也必然是这种意义上的“水”了。那么,什么是“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呢?通观全书以及行龙先生的相关研究,笔者认为。我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使人们的生存往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所以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说。从这一角度来讲,天然禀赋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深深影响着地域社会的历史发展。流域周围的村庄,占尽了水利,也依水利而生存繁衍,水在当地是乡民话题的中心和焦点。水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目标,就是他们的生命,这是水对于个体人的存在意义。推演开来,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水是整合流域村庄的家庭、邻里、村际关系、地域联盟的纽带,也是影响当地各种社会关系冲突与分化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他们因“水”而合,因“水”而分,因“水”而属于不同的社会组织,居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同时,官方权威与民间力量之间的上下关系也由此衔接。以流域为主线,周围的村庄聚落缀连起来,形成不同于其他社会发展模式的空间结构和社会秩序。
  历史上的山西是水资源匮乏的地区,尤其在明清时期,山西的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出现转折性变化。要探讨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不能忽视这一影响水资源充足与不足的区域历史背景。行龙先生最早倡导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的研究,在本书中也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论述,体现了其一以贯之的学术理念。水是流域社会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依赖,围绕着水资源,当地形成了农耕经济和各种加工产业。明代以后,由于明初朱元璋施行移民屯田政策和宗禄供养制度,晋水流域的人口遂大量增加。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必然产生人们对林、煤尤其是水资源的激烈争夺,生态和社会的平衡被逐渐打破(3—12页)。作者抓住这一影响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线索展开论述。
  流域民众对水资源的争夺,导致了水案的频繁发生,同河村庄、异河村庄、总河与分河之间,错综复杂的层级矛盾迭起。民众如何在斗争中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流域社会的各水利组织之间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官方在纠纷调解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最终形成顺畅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率的水利制度,抑或是其他结局?作者认为,地方民众争夺水资源的关键在于对水权的争夺,即对水的使用权利的争夺。他们通过利用传说、民间故事和形塑水神的途径来表达自己对水权的占有,相互之间既争锋相对地斗争,又相互妥协,甚而联合,并在必要之时诉诸于官方的权威评判。地方水利管理的组织、制度和用水秩序的形成,即受到非正式的民间规约、惯习等因素的影响,也有正式的官方权力的介入。正如作者所言:晋水流域水资源日趋匮乏的现实既是区域环境和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制度与文化、国家与社会纠葛互动的反映(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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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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