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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水与嬗变的社会


□ 邓宏琴

  自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问世以来,学界对于作为“文化”水的研究似乎就未曾间断。撇开那些过多侧重于水利技术、水利事业的水研究,单从以水与社会的深层互动关系为旨趣的研究来看,实现从“治水社会”向“水利社会”的跨越(可参考王铭铭:《“水利社会”的类型》,《读书》二○○四年第十一期;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读书》二○○五年第八期),已经成为理论上深化水研究的新视角和新取向。行龙教授的《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以下凡引此书处只注页码)一书,从区域个案的角度对“水利社会”的研究前沿做出诠释,可谓是从理论迈向实践的重要一步,读来欣然。
  文化的水,指当水与人的生产、生活发生关系时,以及以水为媒介而形成社会关系时,水便具有了文化的含义,“以水为中心”中的水也必然是这种意义上的“水”了。那么,什么是“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呢?通观全书以及行龙先生的相关研究,笔者认为。我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使人们的生存往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所以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说。从这一角度来讲,天然禀赋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深深影响着地域社会的历史发展。流域周围的村庄,占尽了水利,也依水利而生存繁衍,水在当地是乡民话题的中心和焦点。水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目标,就是他们的生命,这是水对于个体人的存在意义。推演开来,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水是整合流域村庄的家庭、邻里、村际关系、地域联盟的纽带,也是影响当地各种社会关系冲突与分化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他们因“水”而合,因“水”而分,因“水”而属于不同的社会组织,居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同时,官方权威与民间力量之间的上下关系也由此衔接。以流域为主线,周围的村庄聚落缀连起来,形成不同于其他社会发展模式的空间结构和社会秩序。
  历史上的山西是水资源匮乏的地区,尤其在明清时期,山西的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出现转折性变化。要探讨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不能忽视这一影响水资源充足与不足的区域历史背景。行龙先生最早倡导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的研究,在本书中也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论述,体现了其一以贯之的学术理念。水是流域社会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依赖,围绕着水资源,当地形成了农耕经济和各种加工产业。明代以后,由于明初朱元璋施行移民屯田政策和宗禄供养制度,晋水流域的人口遂大量增加。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必然产生人们对林、煤尤其是水资源的激烈争夺,生态和社会的平衡被逐渐打破(3—12页)。作者抓住这一影响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线索展开论述。
  流域民众对水资源的争夺,导致了水案的频繁发生,同河村庄、异河村庄、总河与分河之间,错综复杂的层级矛盾迭起。民众如何在斗争中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流域社会的各水利组织之间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官方在纠纷调解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最终形成顺畅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率的水利制度,抑或是其他结局?作者认为,地方民众争夺水资源的关键在于对水权的争夺,即对水的使用权利的争夺。他们通过利用传说、民间故事和形塑水神的途径来表达自己对水权的占有,相互之间既争锋相对地斗争,又相互妥协,甚而联合,并在必要之时诉诸于官方的权威评判。地方水利管理的组织、制度和用水秩序的形成,即受到非正式的民间规约、惯习等因素的影响,也有正式的官方权力的介入。正如作者所言:晋水流域水资源日趋匮乏的现实既是区域环境和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制度与文化、国家与社会纠葛互动的反映(1页)。
  从民间信仰的精神领域探讨晋水流域的水文化,无疑是认识水利社会丰富内涵的一个极好视角。在传统社会中,当人们无法与神秘的自然抗争之时,往往会借助于神灵的力量。就水利社会而言,民众的信仰自然与“水”密切相关,“‘以水为中心’是晋水流域祭祀系统的主脉”(29页)。不过,面对能给他们带来祸福的神灵,民众显然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迫于生存的压力,他们会依照自己的意愿,或创造出新的神灵,或在原有的神灵象征意义上和故事传说中附会、推衍神灵的功能及含义,为自身服务。晋祠主神由叔虞而圣母,再由圣母而水母的三易其位就是这种事实的明证(37—45页)。作者敏锐地观察到,这种祭拜神灵的变化,不单单是民众的兴趣点和注意力因水资源的紧张而发生了转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的背后富含着国家与社会权力互动的历史内容,是双方的势力较量在象征领域的表现。同时,晋水流域四河的利益不同,各村庄之间也有相互的利益冲突。在民间社会内部,又形成了不同的等级权力主体,因而在祭祀水母的仪式中出现了总河和四河之间的地主与宾客之别,金胜村甚至以“水母娘娘”娘家的名义来争夺“回马水”(45、50页)。除此而外,在晋祠主神这些“地方神”之外,流域内有的村庄还建立了本村庄的“村庄神”,这些都突出反映了民众对水权的激烈追逐。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作者得出了深刻的结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一种非均衡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作用,不断互动和调整的关系。两者不是简单的对立和汇合,而是多重的互动和多元的建构。在这一对关系中,村庄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公共团体,在地方社会事务中有不可忽略的地位,是晋水流域多村庄水利祭典中最重要的实际角色。可以说,村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联体。”(5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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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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