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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现代转型中的政治叙事与地域文化——以广东美术为例


□ 李公明

  一、关于政治叙事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思路
  
  “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课题具有综合性和多元视角的特征,但知识的开掘与梳理、价值的分析与认同仍是基本的内在诉求。政治叙事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思路同样如此,知识(发生过什么)与价值(有何意义)的问题是基本问题。
  在这一研究中,历史分期的问题似乎没有像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那样突出和歧见纷呈,但历史分期问题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知识问题,而是一种包含价值分析与认同的知识—价值框架。当我们使用“20世纪中国美术”这个概念的时候,历史分期的知识和价值问题并不能充分凸显;而当我们使用类似“民国美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新中国美术”)这样的概念时,历史分期的知识学和政治学问题已经显形。再进一步,针对美术的“现代转型”进行历史分期的探索,知识与价值的问题就更为凸显。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视对现代转型问题进行历史分期的探讨。
  以现代历史研究的角度看20世纪中国,从清朝而民国、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次巨变是最重要的社会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无法不依从于这一历史进程,这是很明显的历史事实。但是这一历史进程最关键的特质——政治的现代性——却在关于中国美术转型的研究中易于被忽视。过去那种庸俗化的“艺术为政治服务”观点被抛弃以后,艺术与政治叙事的关系也被随之抛弃,人们似乎更重视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是,实际上中国现代美术与现代文学的发轫一样,并无法离开中国政治的现代性进程。过去的意识形态化使艺术被遮蔽和扭曲,但是另一个极端的“去政治化”则使艺术和政治都同时被遮蔽和扭曲。恢复艺术史中的政治因素真相和确立理性的政治与艺术关系观,这是认识和评价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不可忽略的重要路径。
  与政治叙事有密切关系的是地方叙事,因为后者不仅指地方的文化传统,也包含有与政治叙事的实现相关的地方政治传统模式和地方权力网络。因此,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中必然包含有地方叙事的显形和作用,而且这与前现代时期的地方画派不再具有完全同等的意义。这里需要稍微深入谈谈的是地域性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
  目前看来,有关地域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往往是晦暗不明的。区域民族志研究不能说与此毫不相干,比方说,关于地方传统模式的延续与调整(孔迈隆[Myron Cohen])、关于地方政治与传统的再创造(王铭铭)等等与此都会有间接的相关性。但是区域民族志的对象和方法从属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的框架,与现代美术研究的性质有很大差别。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区域社会研究中的区域文化概念已不再是考古学或民族学的专利,更具有社会文化研究的特征,但其目的是为区域整体性提供论证。社会学研究还十分关注城市问题,倾向于把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社会主体来研究,把城市化视为现代化趋势中的社会运动过程。但是,无论是早期的社会整合研究还是后来的新都市运动研究,都是以都市的空间变迁与权力结构为中心,文化生产的问题非其所长。另外,也有学者认为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到来,区域研究日趋衰落,文化研究逐渐兴起,形成一种学术范式的转换。不管区域研究与文化研究是否真的呈现这种消长关系,在两者之间存在的张力正是美术的现代转型研究在方法论上所关注的。当课题被置放于文化研究范畴的时候,区域文化的特性成为最受关注的议题。但是由于缺少类似考古学上区域文化类型那种有效的技术衡量指标,有关地方文化特性的提炼和归纳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非学术性。而且关于区域文化的表述比较容易转换为地方国民性格问题,虽然早在19世纪末哈佛学者H.亚当斯就提出国民性格属于正当的学术研究,“二战”期间也兴起了国民性格研究的潮流,但是至今为止,国内的种种地方国民性格研究远未产生类似R.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菊花与刀》那样的学术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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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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