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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楼”纪事


□ 康小明

  每每回一趟山西日报社宿舍大院,看望九十岁的老母亲,总能想起许多儿时的回忆。走在宿舍院子里,看着一栋栋楼房,有时却有几分失落,因为我魂牵梦绕的编委楼早已不复存在。

  编委楼,那是当年山西日报社宿舍唯一的一栋宿舍楼,因为居住的都是编委及总编辑,大家习惯称为编委楼,这个叫法一直沿袭了几十年。后来,楼房多了,才改为六号楼。再后来,六号楼作为危楼被拆掉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报社的大管家,秘书长鲁兮大手笔,一口气在宿舍修建了东西17排平房,解决了报社大部分人员的住房问题,编委楼就建在十一二排西边。楼房于1960年竣工,那时我才几岁,没见过楼房,施工期间,调皮的二姐给我梳了一根朝天小辫,脸上抹着红红,拉着我的手上楼去玩。那是一栋尖顶四层青砖红瓦的楼房,一共两个单元,东单元8户,西单元11户。每户近百十平米,房间很高大,有卫生间座式抽水马桶浴缸热水和暖气,每个卧室都有顶到天花板的壁柜,厨房有橱柜,地板听说是苏联进口的红砖地,越擦越红。尽管房间较高级,但是每家每户陈设都很简单。机关给每户都配备了大人和孩子的床铺,一张饭桌,几把椅子,案板、擀面杖和水缸等,属于各家的私有财产,就是几口锅两三只箱子而已。楼房四面围花栏墙,有个大门。大概就是这个院墙,让编委楼的孩子们普遍有种优越感,和墙外面平房的孩子们接触很少。楼房后院是各家的菜地,前院是各家的煤池。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我家住到了1970年,下放大同8年后,1978年又搬回了这栋楼房的东单元四层东面。直到1991年报社盖新楼房,才搬离。前前后后,我家在编委宿舍楼住了23年。

  发小成群

  那时候,都市里能闻到田野里飘来的青草味道,穿着白衣红裙的女孩在编委楼的院子里跑来跑去,塑料凉鞋叩击出轻快的响声,一群呼啸而来的男孩子,把自行车铃铛摁得有如冰雹落地,那会儿的冰雹都是透明的。

  编委楼每家每户孩子都很多,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出生的到五十年代的,年龄不等,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不算多。19户人家一共有七十多个孩子,院子里总是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就是这样一群孩子,在那段青涩而淳朴的岁月里开始了一场混沌与成长的挣扎。

  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名,比如陈墨章家中的小蛋,大块;鲁兮家的薇薇,小二,三娃;刘山家的小米儿,二米,小闺女。有些除了小名还有外号,甚至有些外号大人也跟着叫,比如郭允昌家的郭亦敏,人们都叫他老一胖;张春旬家的张效铮,外号居然叫耗子;左录家的左小青外号叫老左,因为那时候不时兴称呼职务,孩子们在楼下喊“老左”,左录老伴就从阳台上伸出头看,以为是喊左录。马明家的马小勇经常提着一把斧头下楼劈柴,他长得魁梧高大,像《水浒》里的黑旋风李逵,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马奎。

  因为提倡节俭和孩子多,许多男孩子的衣服是大的穿过小的再穿,裤腿补了一截又一截,但是女孩子们穿得却都很时髦。每逢过年,母亲都会在我的床头放一身新衣服,初一早晨起来总让我十分开心。长大成人后,我惊诧地发现:昔日的邋遢鬼、丑小鸭们都变成了帅哥靓女,就连当年的鼻涕虫樊小慧,居然成了省歌舞团的合唱演员。

  几十年过去了,昔日的伙伴大都不见踪影,四散在全国各地,有的甚至在海外,大部分人也年过半百了,相见不一定能认出了,但是我想,如果他们回忆起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不会忘记在编委楼的岁月的。

  读书成风

  我们这群报人子弟,可以称为书香门第。阅读各类书籍,是编委楼孩子们的一大乐事。每个大人都喜欢读书,许多人藏书颇丰,包括我的父亲康溥泉,唯一的嗜好就是淘书,购书,读书。耳濡目染,我也从小喜欢看书,家里有个一堵墙的大壁柜,上面堆满了各类书籍,我总是顺着暖气管爬上去,然后钻进去趴在里面,柜子留一条缝隙透光,然后在里面看书,许多书是看不懂的,但是也翻了不少中外名著。小伙伴们经常交换看书。那时家家户户白天都不锁门,我们推开门就能进去,看人家的书架上有啥好书,然后提出来交换着看。我记得小米儿借了我一本《红岩》,后来找不见了,怕我家长骂我,就郑重其事的给我赔了一本《野火春风斗古城》。我二姐曾经听见鲁对她爸爸说,“你上街去呀?你给我买书啊,买不回来小心点!”父亲看我们姊妹几个好看书,经常给我们买儿童读物,我看过后就捐给班里了。没少落老师表扬。我们家的孩子吃饭时看书,睡觉时看书,上课时也看书,不管家长和老师怎么呵斥,我们欲罢不能,看书绝对上瘾了。

  那时,除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我们主要是看前苏联的文学作品。虽然那时中苏关系日益恶化,收音机里一评二评加重着抨击的力度,但是毛主席说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所以,列宁,斯大林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在中国仍处于肯定地位。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前苏联文学作品是《盖达尔选集》,里面的儿童故事让我十分向往,铁木尔成了我心中的偶像,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文革”期间,编委楼的孩子们都失学了,是各种名著陪伴着我们度过了那段特殊的时期。1970年,我家去大同下放,规定带的行李有限,清理最多的就是书籍,家家户户亦如此。我记得父亲左挑右拣,还是按废品价卖掉了两平车书,我想当时父亲的心里一定很悲伤。长期的家庭熏陶,使编委楼的男孩女孩都多了几分书卷气,也多了几分书生气,都有较深的文化底蕴,后来子承父业,在新闻单位工作的人较多,在其他行业的人也都很有成就,有人当了省级干部,厅级干部,处级干部,更多的人是当了各类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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