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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文坛亲历记(二题)


□ 柳 萌

二十年文坛亲历记(二题)
柳 萌

柳萌 当代著名作家、编辑家。曾先后在《乌兰察布日报》、《工人日报》、《新观察》、作家出版社、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小说选刊》供职。现为《小说选刊》顾问、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生活,这样告诉我》、《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柳萌卷》、《真情依旧》、《夜梦与昼想》、《珍藏向往》、《春天的雨秋天晴》、《悠着活》等二十余种。作品收入多种选本,并获多种奖项。

《春天对我如此厚爱》发表后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很有一阵子,在北京时兴看内部电影。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会员活动,最受欢迎的就是看这类电影。那时北京还没有出租汽车,到了看电影的这一天,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会员,或乘公交车或骑自行车,从四面八方赶到电影院,那种热闹宽松的气氛,如同当时人们的思想,显出前所未有的活跃。经历过的人,今天说起来,依然津津乐道。
其实,除了来看电影,人们还另有目的,这就是借此会会文友。经历过“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这些九死一生的文化人,能够好歹地活下来,而且赶上还算开明的年月,谁不想向朋友倾诉些心声呢?难怪有些年高体弱的作家,就是叫儿孙们“保驾”也要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主要是想来见见朋友,过去那么多年,谁也不敢跟谁来往,这会儿可以说说心里话了,年龄却又不饶人,见一面少一面啦。”说得凄凉点,却也是实情。
那时中国作协组织看电影,主要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后园恩寺团中央礼堂,一个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剧场,因为这两个地方距中国作家协会所在地沙滩比较近。有时小范围的观看就在小西天,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的放映厅。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有一次,是在西四的人民剧场,观看白桦的《太阳与人》。为什么改换地方,详细情况不知道。听别人说主要是这里座位多,可以容纳更多的会员观看。许多不常见的作家,那天都曾不期而遇。
电影《太阳与人》根据白桦剧本《苦恋》改编。因为在观看这部电影之前,文艺界内部已经传说,要组织对它进行批判。大概是思想先入为主吧,所以从剧场里走出来,就听到人们在议论,有的说影片如何如何反动,有的说其实只是说了真话,更多的人则是保持沉默,是也好非也罢都不表态。这时的政治大气候应该说还不错,文艺界多年受压制的人出来了,上边还明确表示不再搞运动,按理说人们对这部电影说说看法,绝对不应该再成什么政治问题,只是有的人多少仍然心有余悸,生怕万一弄不好又被整一顿,总不如看个热闹平安度日。我当时就是属于这样的人。
未过多久,批判《苦恋》的文章开始见报,只是还没有形成大的阵势,只能算是透出一点批判的信息,—般的人也不会关心和关注。直到“二唐”(唐因、唐达成两位先生)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发表,这才引起社会上的广泛注意,尤其引起文艺界种种猜测。普遍感到担心的就是,是不是又要搞政治运动。尽管这只是人们的猜测,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但是人们从多年的经验中,都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是从批判作品开始的。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信件”,批判费孝通文章《早春天气》,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札记》,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等等,跟随而来的都是一场整人运动。这次人们也必然要担心。何况有的过去靠政治运动起家的人,此时好像闻到了点什么气味儿,在言语中开始流露出杀气。如那天看完电影从剧场出来,恰好跟文化部的焦勇夫一起走,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个老焦的熟人,其中一位说到《太阳与人》电影,不是谈作品本身的得失怎样,而是破口大骂白桦如何如何。我听了觉得十分不对劲儿。因为,此时中央有关领导一再表示,对事情的处理要实事求是,批评倾向不好的作品,目的不是要整作家,而是要健康地推动文艺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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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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