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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再响《东方红》


□ 刘 澍



“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就一定要搞好!”

1964年10月16日晚,陪同毛泽东接见《东方红》全体创作人员之后,周恩来把有关负责人召集到中南海西花厅,就将《东方红》拍成电影一事,正式同与会者畅谈。此前,在10月2日《东方红》首演的当晚,周恩来就曾经同相关的一些主创人员,谈到过采纳国际友人和其它人士的建议,将大歌舞拍摄成电影的事情。所以,在这次会议上,他语气恳切地说:“这部影片拍摄成功,对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教育意义。”
虽然电影拍摄是以舞台上的《东方红》为基础,定位于舞台艺术片,但电影艺术毕竟有着与舞台艺术截然不同的自身规律。电影要还原于舞台,也要延伸和扩大于舞台,除了导演、表演、场景、音乐、对白、声音等不同,还有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由舞台艺术到电影艺术,又是一次艺术再创作的艰难过程。会上,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也为了电影拍摄工作的需要,大歌舞指挥部扩大和调整了领导小组成员,增补了文化部电影局的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等3个电影厂的负责人,确定王苹、李恩杰为导演;拍电影的组织领导机构以八一厂为主,无论从哪个单位抽的人,都归八一厂领导。为了加强电影的艺术领导,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电影导演团。周恩来对领导小组负责人、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周扬、林默涵、刘白羽说:“你们三个同志一定要有一个人坚持参加到底。”
组织领导问题解决以后,周恩来仍然强调,要进一步向参加这一工作的所有人员宣传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让大家充分了解将舞台艺术搬上银幕的重要性。为此,周恩来多次召集演出人员进行学习和座谈。10月23日,周恩来再次召集所有演出人员和中央、地方、部队文艺团体等单位共7000人参加的演职人员扩大会议,专门作了有关中共党史和国际形势的报告,着重强化人们的思想意识,并要求大家武装思想,密切洞察世界风云的变幻,准确把握住时代的脉搏。
1964年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上旬,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和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京召开。周恩来利用这次机会,把电影界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特别邀请彭真、周扬、江青等人,与《东方红》电影导演团的成员一起,紧紧围绕着电影的拍摄展开了探讨。就在这个会上,两种思想的对立初见端倪。周恩来态度明确地表达了要下功夫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并且要拍好的良好愿望。但是,江青却对此极力反对,她借口谈论艺术,指责该剧主题不明确,艺术表现平平,其中牵扯的历史问题不少,以“非常担忧”之名,发泄不满和抵触情绪,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周恩来力排江青的阻挠,坚定地表示:“《东方红》电影一定要搞好,只能比舞台演出有改进和提高,不能落后。我们不搞小圈圈和宗派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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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大众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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