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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的胜利


□ 曾子炳

  关于清代文字狱的文字不知读过多少,对之已形成了一种既定的认知,那就是专制者为巩固自身的权力,以暴力手段压制人们思想的自由表达乃至产生。读过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皇帝与秀才》后,我的态度有了改变。
  虽然史氏景仰司马迁的史观和才情,在美国学界,他也是大名鼎鼎,不过初读此书是郁闷的,几不能卒读。这本书力图呈现出一七二○至一七三○年间某种生活的片段,而不是为表达一种特殊观念或阐释某一理念,这使我最初的阅读期待落空。可能理论问题并非史氏所好,史氏为了增加阅读的效果也使用了不少小说笔法,但太多灰色而令人气闷的现象,读来心情十分沉重。我之所以能够读完它是因为书中描写的生活似乎是我个人思想困境的一个镜像或者说解脱,在“前言”中史氏表达了相近的看法:“对于我们而言,曾静案又带上了某种现代光环,激发起人们有关后世中国及其他形形式式政权的回忆。”
  国内学者有关文字狱的论述,多是围绕着权力与个人自由或正义的冲突来展开的。这固然是一种事实,但同时又是一种遮蔽,立场过于鲜明的批判本身就是我们被压抑的权利意志的一种病态表现。而作为汉学家的史景迁行文虽也难于超脱个人的情感和立场,但他是置身事外的,坦率地说,这是一种只有透过“异域的眼睛”才能发现的自我真实性的存在。作者总是能够对我们熟视无睹的现象给予特别的关注,他的表述隐含着他的观念但又没有预设一种道德的前提,书中描述的事实宛如一面多棱镜,每一个人或许都可从中看到自我熟悉的面相。显然,作者也并非只是想仅仅描述一个古老生活的断片,他说:“几乎从此案的爆发之初,便可见出,其渊源潜藏于中国久远的历史之中。”书的副标题也显示了作者的努力是为了呈现“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
  史氏不仅仅关注文字狱的个案,更关注的是古代中国文化或文人与权力的关系。首先他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生活场景,并在其中再现了一个绝对权力的社会基础和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表现,从一个权力运作的高度透视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隐秘存在,甚至可以说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某种内在的结构,描绘出几千年来相对静态社会的基本脉络与动力机制,说明了皇权的运作和文化的生成,特别是二者之间的混乱关系是传统社会的内在动力。
  阅读之初我愤怒于失去制约的权力和人们对这种权力的献媚,稍后我则困惑于权力本身的奴性和对权力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的水乳交融,这在《皇帝与秀才》一书中有令人瞠目的表现。看这本书,总会有一种荒谬和被愚弄之感,如此一个荒诞不经、微小的案件竟惊动日理万机的皇上和无以计数的大臣们放弃军国大事,投身到各种细枝末节的谋划中,在这里几乎没有正义、善恶可言,有的只是权利和权利意志的种种表现,而支撑这些的同样是权力和对权力的欲望。作为一个老百姓,阅读这些内容时内心里充满惶惑和恐惧,且不说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无耻、卑鄙和邪恶,单单是想到那些为政者到底还能有多少精力和意愿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就完全破坏了我偶尔的怀古之情。
  但是读完全书后我并未像往常那样表现得爱憎分明,而是处于一种混乱的情绪之中,有时在海边散步的时候甚至会对雍正产生一种微妙的同情。在古代社会,权势者只是民众在心理上创造出来的一个共同想像,是民族意识的一个集中体现(龙和凤既是皇权的象征又是中华民族具有吉祥意义的图腾对象)。对于那样的民众也许只能采取威压的手段,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保持相对公正的稳定是最佳的选择。从现实的角度看雍正也是一个失败者,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残暴是现实和时代的反映,更是他个人生活和精神上失败的一个表现。他是身不由己的,他的被人欺骗和愚弄,是由于他需要以这样自欺欺人的方式达到个人的虚妄。维护他的绝对权力是他政权的基础,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更是保存个人生命所必须的。他不过是以恶来制恶,而他的这种追求及表现同样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的理念而要求他放弃他的权利,当然我们也无法赞同他。
  我对曾静向无好感,但对于相对弱势者曾静等人我们更不应批判。从个人权利的角度看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没有人是邪恶的。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这个过程似乎也没有人心怀恶意或歉疚。皇帝做了他可能做的事来争取民心,比如公开他和曾静的争论,组织“征西宣谕队”等是有些超越凡尘之处,甚至有一些现代的色彩,事实上历史中的雍正在治国中尚有可称道之处,算得上一位有为的君主;百姓做了最具挑战性的行为来改变他们的处境;文人千方百计地说出了内心的话;官员牺牲了他们所能放弃的人格来维护他们的权位。总之,每一个人都在尽其所能去释放自己或改善自身的处境,做了他们所能够做的事,正如史氏所言:“然而,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得以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实际。”但整个过程充满的是荒谬,在这平静的盛世气象之下隐藏着多少权谋和血腥,多少不安、绝望和背叛。一方面是竭力为一个赤裸裸的专制政权制造合法的假象,另一方面是对这一权力的想像、颠覆和取而代之的渴望。当然我并非否认现实中权利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质疑这种权力追求的单一性所带来的权利的异化和畸变,从而损害了每一个人权利存在的基础。说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存在的最大空间时又以自身的行为损害了这个基础,可能有些让人费解。但仅就曾静一案的发生和发展来说事实确实如此,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它告诉我们一个不断变形的权力形象是如何运作起来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质疑这种权力,人们都纠缠于权力获得过程的合法性,因而人们不但屈服于权力,更是让它在想像中趋于完美。绝对权力也似乎是每一个人内心里的向往。我一直奇怪这种极端病态的权力是如何凌驾于那些同样有着自我权利意识的众多人群之上的,当然这种权力势必压制大多数人的权利存在空间,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了每一个人追求自己权利意志的努力,因此这个问题不在于权力本身或表现,而在于产生这种权力的社会基础,也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此负责,问题是现实中我们每一个人一方面是这种权力的制造者,另一方面又是权力的牺牲品,那么又有谁能够对之负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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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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