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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的诗性如何成为可能


孙基林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当下新世纪诗坛.叙述性不仅成了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潮流、风气,而且也愈来愈成为诗学理论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何以成为如此的一种境况,若追根溯源,当然是当代诗歌写作的范式转换所使然。从抒情到叙事,从意象诗学到叙述性诗学,大陆当代诗歌出现了从艺术方式到思想观念的范式革命,这与同是华语诗坛的台湾诗歌比较,完全是走了不一样的路径和方向。如果说台湾诗学一直在恪守、遵奉传统诗学中以意象为主体甚至唯一的修辞方式和诗性本质.即使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学迁变、范式转换过程中,也仅仅是企图通过意象意义的播撒、延异、互否、悖谬、变构等不同的艺术手段.由此去完成意义的消解和重构;那么,大陆新时期诗歌从第三代诗开始,便以决绝的反叛姿态.揭起了反意象这面旗帜,并由此出发,进而形成了诗歌叙述性的写作思潮和诗学范式。这为我们探讨叙述性诗学理论实在是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契机。因为很有意味的一件事是.作为显学的叙事学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于西方产生的.被引入中国学术话语领域是在1985年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变革之后。然在这之前的1980年代早期,中国诗坛就一反朦胧诗的意象艺术,在诗歌写作领域出现了普遍的大面积的叙述性思潮、风气,那时还被赋予了一种称谓,即“冷抒情”。比如韩东的《山民》,这首诗可看作第三诗的开篇.它采用全知全能的无限视角,通过对话、质询、回叙、预叙、现在时叙述等多种、多面向叙述方式,在意义的播撒延异中既否定、消解,进而又重构起一种新的观念意识形态,并且在叙述语调、节奏、速度方面也运用、把握得相当适切、合度。还有他的《老渔夫》、《我们的朋友》,于坚的《尚义街六号》、《罗家生》,杨黎的《撒哈拉沙漠的三张纸牌》等诗,更是起到了引领叙述性风气的连锁效应。这种叙述性方法的自觉运用与对其的命名、言说.在中国的叙事话语场域无论创作还是学术层面.都可谓较早显露了这一诗学范式最初的痕迹.由此也给中国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领域最早带来了一种关于“叙述”的自觉意识。

  然而,意识终归只是意识.事实上在好长一个时期以来,它也的确并没有上升到真正的理论型构层面.更多的只是在批评话语层面上的一种描述和呈现。所以,当我们今天再次面对这一话题时.感觉仍然还是处在一个起点或原点上.即是对如此久已形成的叙述性诗歌写作的风气.我们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理论自觉和诗学建构意识。当然,这在整个世界诗学理论和叙事学研究领域.均是一个亟待开拓的盲点。因为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后经典叙事学,已经将理论视域拓展到音乐、绘画、影视等诸多艺术甚至新闻、历史书写等非艺术领域.可有关诗歌的叙事理论却依然是个空白、盲区,一直未引起人们的关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叙事学家布莱恩·麦克黑尔近期似乎觉悟到了这一点.开始呼吁人们关注“诗歌叙事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建设。联系到中国大陆新时期诗歌普遍的叙述性经验和实践这一语境,我们更没有理由置身事外。因此,如何去构建一门“诗歌叙述学”的问题,绝对是一个严肃而又迫切的学术理论话题。

  当然不仅仅如此.同时也是同样重要的是,它也具有着相当的当下实践意义。因为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诗歌诟病最多的,恐怕就是这种由八十年代流布开来的叙述性风气所衍生的问题,所谓“口水诗”、“口沫诗”即是这类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症候及表征之所在,而“丽花体”诗歌则成了人们口诛笔伐主要的聚焦对象。这类被指如口水四流、口沫横飞的所谓“丽花体”诗.一个根本的症结不在于所谓“缺乏难度”,也不在于到底“写了什么”,而在于在“如何写”的过程中,应有的诗性诗意给挥发稀释掉了,或者说作者根本就没有发现和感受到生活或事物的诗意,写出来也只能是日常消息性语言的随意流泄和抛洒。诗性的缺失是这类诗的致命伤。比如“丽花体”诗的代表作《我坚决不能容忍》:“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还有《我发誓从现在开始不搭理你了》:“我说到做到/再不反悔”等等,这类诗的确没有一点诗性可言!另有的虽也带些少许的诗性,但相对稀少,缺少应有的浓度和密度,比如《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再如《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赵又霖和刘又源/一个是我侄子/七岁半,一个是我外甥/五岁/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这类诗虽然由题目与文本共同构成了一种语境.一种富于张力的空间及其意味.但也仅此而已,如果去掉题目含有的诗意和弦原素.本文叙述根本就算不上诗了,更不像某些专家过度诠释的那样还有什么微言大义。当然,这里还应有个基本的分别,某些所谓的“废话诗”,是不应该与“口水诗”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因为那些所谓的“废话”、“赘语”,其本身就是属于诗的,甚至恰恰也是只有诗性之人才能说出的“与大话、空话、假话、鬼话”相对的所谓“人话”、“本色的话”,或者意味深长的话,它是一种特有的诗性话语方式。这里举鲁迅《秋夜》中的名句作为例证:“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样一种叙述表面看似“废话”、“赘语”.可它恰恰就是诗的,因为它为我们营造了一种语境,一种意味深长的空间张力,它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孤独或者单调的氛围、气息:在我家的后园,可以看到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还是枣树。其意味不仅仅是意义上的,还有形式上的意味,或许鲁迅先生并没考虑太多的含义,他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写出了这样的语句,不从语义上考虑,也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诗性的和弦元素。你如果将此改成另外一种陈述:“在我家的后园,可以看见两株枣树”,那恐怕就意味诗性全无了。再比如杨黎的《天边有一朵五彩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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