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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统,两次革命


□ 余英时

  我的老朋友陈方正兄费了多年功夫,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早在撰写期间方正便已约我为此书写序。虽然我是一个十足的科学门外汉 (ignoramus),当时却一诺无辞,大胆地接受了这任务。这不仅仅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半个世纪的友谊,更因为本书的主旨涉及了我所关怀的中西文化异同问题。
  我最初打算就本书的主题做点独立研究,如稍有所得,则可以和方正的基本论点互相印证。这是我为友人学术著作写序的习惯,虽然比较费力,却也颇有切磋之乐。但开始写序恰值病后,我的精力尚未恢复到可以发箧摊书、左右采获的状态,因此原有想法不得不加修正。在这篇序文中,我希望我的陈述有助读者。
  首先,我必须郑重指出,这是一部出色当行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史。作者从四五百种古今文献中钩玄提要,建构出一部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真正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但本书的成就和价值则远不止于此。这是因为作者的动机不仅仅在于整理出一部西方科学史,而是以此为阶梯,去探索一个更重大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即是本书副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但要澄清这一问题,科学史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是不足够的;研讨的范围必须从科学史推广到西方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整体。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在科学史叙事的后面不但衬托着一层西方哲学史,而且还隐现着一套西方文化史。
  但本书的深度尚不尽于此。“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的问题其实是对于另一重大问题的答复:“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出现于中国?”正如本书“导言”中所显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李约瑟问题”(The Needham question)的一体之两面:“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很显然,作者笔下写的是西方科学史,心中关怀的却是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全书的设计和论辩方式也有意无意地针对着“李约瑟问题”而发。在“导言”与“总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以及其他相关论著,不但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评论得非常中肯。
  现在让我以简化的方式说一说本书作者与李约瑟的分歧所在,然后再表示一点我自己的看法。问题当然要从李约瑟开始。李约瑟至迟在一九四三年访华时便已坚信: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是领先西方的,但此后科学在西方突飞猛进,在中国反而停滞不前了。因此他拒绝接受早期中国学人的看法,即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一九七五年,我和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有过一次对谈,至今记忆犹新。我提到冯友兰早年那篇《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英文文章,他立即说:“冯的问题根本便提错了。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李约瑟以毕生精力,先后纠合了多位专家,终于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写。这当然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不朽盛业。这部七大卷二十多分册的巨制将中国史上科技发明的辉煌纪录和盘托出,证实了他关于“中国有科学”的论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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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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