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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时间,像烟


□ 沈 洁


  题目用的是顾城的诗。许多年以来,我都以为再没有什么人能够这样敏感地想像时间和表达出这种真实又隐约的距离感。无数的尘境及生息其间的万物淹没于时光的空洞,那时光,就像是烟。历史学家是做什么的?他们是试图进入时光,阅读和讲述这些烟尘的人。然而,隔着辽远的距离,即便长年埋首于故纸之中,我们中间又有谁可以自信揣摩到其间曾是暗藏的汹涌,还是绵绵的遗憾。在修昔底德(Thucydides)时代天才的历史学家笔下,历史曾经如同神话一般的瑰丽和宏阔。而在今天的历史学家看来,也许那气象,本身已经变成了“历史”,或者更接近于一种不朽的传说。历史学之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规范学科,它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符合逻辑,却越来越失掉了生命的气质。处在近代学科体系大环境中的历史学,被长久地围困于一种由重大事件构筑的结构性形态中,变得乏味,全无生气。
  这实实在在是关乎历史学家学术责任及个体尊严的大问题。中国史学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就一直处在“史学危机”的扰攘声讨中,只见骨架全无精血的史著仅在数目字上造就着学术繁荣的虚象。如何进入到历史的现场,实现历史研究的范式转换,就不止意味着一门古老学科的延续与新生,且成为了历史学家证明其价值意义的学术承担。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对知识形态和实践方式持续不断的探索中,社会史研究日益成为主导性的叙事模式,终结着政治史模式对历史学的独占权。新的社会史学挑战专注于政治社会精英的传统编纂学,提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观。非宏大叙事取向的社会史学力图用对社会的研究取代对政治的研究,并更多关注被人理解为是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的条件的文化。眼下这本取名为《事件·记忆·叙述》的史著便是中国历史学界对于构建与中国语境相契合的新史学范式的一次现实努力。
  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从普遍性转向地方性,从一种大而无当的空泛转向关注历史现场的细节,是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论革新的最显著表现。作为方法的区域研究引入历史学,是以破除宏大叙事、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为旨归的。论者将观察点圈定于一个区域,或者一个村庄、一个家族,在细致入微的感受中,真正进入到历史的现场。在区域空间中体现出的感性文化、传统、习俗以及行为方式,构筑出与现代普遍主义相对立的“地方性知识”。比如本书中韦思谛的论文《江西山区的地方精英与共产主义革命》试图在一个地方的环境中观察作为大叙事的“革命”,而在这样一个细节化的视角中,中国早期革命中的“地方精英”绝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社会类别。在权力结构,在对待革命态度以及行为方式上,可以更清楚地判别出地方精英社会联结的性质和结构的多样性。麻国庆的《祖先的张力;流动的同姓集团与社会记忆》则以东南汉人族群为研究对象,重新探讨了祖先崇拜仪式对于血缘集团整合关系的实现方式。区域空间所显示出的表述意义,在细节中深刻了我们对于历史现场的认识程度。
  小地方之于大社会的解释力,受惠于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地方性知识”理论的启发。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思路还有可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将时空碎片化的影响,强调微观和细节,这是对于以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历史的空疏史观反思的结果。但是这种对整体历史进行碎片化、零散化处理的做法,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结构性因素的忽略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使历史陷入到无数细枝末节中,却无法完成对转型、变迁等等重大过程的解释。莫顿·怀特的提问:“从微观到宏观,从原子到分子的过渡。什么是时间长河中延绵不绝的主体?”微观与宏观究竟哪一个在绵延的历史中显得更加重要,也许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微观研究可能适用的那些社会和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正如伊格尔斯(Georg.G.Iggers)在评论意大利微观史学家金斯堡(Carlo Ginzburg)和列维(Giovanni Levi)的作品时所说,微观历史学家只考察小社区而很少乃至全然不顾更广阔的网络(语境),是没有根据的。 “小地方”之于“大社会”是否具有全面的解释力,这仍将是一个有待争论的复杂命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微观之于宏大叙事的理论纠偏作用在前者被过分强调的情况下,很容易从一种绝对陷入到另外一种绝对当中。
  区域社会史在描述地方感时的另一种支配性弊端则体现在民间与上层、国家与社会的刻板分野中。受到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大传统”与“小传统”区别关系理论的影响,经验研究之上的理论观照似乎总是难逃国家—社会框架的笼罩。尽管选题不同的各类研究已经避免了将两者决然对立的理论缺陷,力图在细腻的表述中动态呈现精英与民众、城市与乡村,以及“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互动。但终究给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局促感。比如近年来学界相当关注的市民社会问题,有三种主要的取向:一种强调国家形态对于社会世界的支配作用,将“小传统”看作是受其制约的次属因素;另一种是将社会视为能动的主体,侧重于认为民间形态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层面的制约,但仍是具备独立个性的存在方式;第三种比如黄宗智所提出的著名的“第三领域”概念,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中间,辟出一个两者都在其间发生作用的“第三领域”。在这一权力关系混沌的领域中,国家与社会两种制度形态因区域、制度形态等因素的差异,亦各不相同。黄宗智试图以“第三领域”的概念,修正社会史研究中将国家与社会做二分对立的理论缺陷,建构出一种更为灵活多变的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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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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