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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文革”中的学部领导和部分高研(一)


□ 孟祥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是领导和进行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它名义上属于中国科学院,实际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学部的主任和人称“学部四大金刚”的经济所所长孙冶方、文学所所长何其芳、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历史所(所长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的郭沫若兼任)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尹达,能够参加宣传部定期举行的部长办公会议,这应该是当时中国日常研究指导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最高决策会议。我1964年春考取了学部历史所的研究生,师从侯外庐先生学习中国思想史。9月初进所,10月下旬赴山东海阳参加“四清”,接着又参加劳动锻炼,1965年底回到北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文、史、哲、经、法等各个领域的大批判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第二年6月,“文革”正式爆发。此后一直到1976年5月我调到山东大学工作,差不多在历史所学习和工作了12年,经历了学部“文革”的全过程,耳闻目睹了当时的学部领导和部分高级研究人员的不同遭遇以及他们的应对之术。今日追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似可部分展示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和应对之方。
  
  学部的几个主任
  
  1964年9月初我刚到学部历史所的时候,学部主任虽然仍然是郭沫若兼任,但他实际上并不主持工作。当时主持工作的是学部党委书记、副主任刘导生。另外还有三位副主任潘梓年、张友渔、姜君辰,他们大概因年事已高,似乎不太过问具体工作。那时学部经常召开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作报告的总是刘导生。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都称他“导生同志”,从来没有人称他刘主任,这与时下村主任也称官衔的风气大不相同。10月份,可能因为中宣部对刘导生的工作不太满意,又调来时任东北局宣传部长的关山复和时任华北局宣传部长的杨述任副主任,关山复代刘导生任学部党委书记,主持工作。记得这两位副主任的职务是在一次全学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大会上由潘梓年宣布的。潘在介绍关时说:“关山复三个字,关是山海关的关,山是山海关的山,复就是翻来复去翻来复去的复。”引得会场一阵哄笑。
  “文革”中,这几位副主任的命运各不相同。
  1966年5月底6月初,“文革”爆发,学部的吴传启、林聿时等人,因为与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关锋是老相识,比一般人更多更快地知悉文革小组的意图,所以率先在学部扯旗造反,突然贴出了批判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由于杨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与当时正被猛烈批判的“三家村”邓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曾是同事关系,吴、林就说他与“三家村”是一伙的,《青春漫语》就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杨述也就成了“三反分子”。虽然“三家村”的被批判不能不使杨述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不祥的预感,但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还是被打懵了。我的印象,凡是批判他的会,他都“积极配合”,顺从地低头弯腰,承认自己的所谓“罪行”。很快,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就是一只“板上钉钉”的死老虎了。不久,由于学部三派群众组织斗的死去活来,谁也顾不上他。这样,他后来受的冲击反倒不太大,他也老是低眉顺眼地逍遥,不陷入派性斗争。所以,尽管他“解放”很晚,“文革”后没有安排工作就去世了,但比较而言,在整个学部的高级干部中,他是受罪较少的人之一。
  主持学部工作的关山复是第二个受到冲击的学部领导,他的主要问题是压制运动,执行“资反路线”,批判了几次,很快以“走资派”的头衔靠边站了。由于他来学部工作较晚,又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所以第一轮冲击波过去后,他也基本上进入逍遥状态。倒是1966年秋天东北文史研究所的几十位造反派进驻学部,狠狠地批了他一阵子,罪名无非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他在“文革”后不久就恢复了工作,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直至离休。
  张友渔是中国司法界的老前辈,也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抗战时期在山东、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后调学部,任副主任兼法学所所长。他的夫人韩幽桐是“一二·九”运动时参加过卧轨栏截火车的蜚声学林的女战士,新中国成立初任宁夏高级法院院长,“文革”爆发时任法学所副所长。他们夫妇在“文革”初期即以“走资派”被批斗。记得在1966年6月下旬一次全学部工作人员参加的批斗会上,他们夫妇双双被推到台上聆听那些极尽诬蔑不实之词的批判发言。在造反派质问他们的时候,韩幽桐跳着脚愤怒据理反驳,毫不示弱,犹如一只好斗的公鸡。而张友渔则态度恭顺,从容应对。他还拍着怒不可遏的韩的肩头劝她,连说“正确对待群众”。此后,一直到1970年秋天去河南息县干校前,我再也没有看到这两位老人。这年12月初的一天下午,我正与张政烺先生一起坐在猪圈旁聊天,韩幽桐慢慢走过来。她穿着一身破旧的蓝布衣服,一双北京大多数平民百姓都穿的“懒汉鞋”(一种价格低廉的塑料底布鞋),裤脚用绳头扎着,灰头土脑,俨然一个农村老太太。我与张先生一齐看着她,她也看着我们。我们不知道她来干什么,也就不便先讲话。她走近我们,问:“你们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了吗?”我们喂猪的地方很少有人来,也没有注意到这样年纪的一个男孩子,就回答说没有。她说:“那是我儿子,从早晨出来,直到现在还没有回去。我不放心,出来找一找。”说完,她又慢慢地走了。过了一会儿,历史所的一个同事过来,问我们:“张友渔的老婆韩幽桐是不是来过?”我说来过,又问:“他们二人那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有这么小的儿子?”那位同事笑笑,说:“这是他们抱养的一个孩子,中学毕业后没事干,就跟着下干校了。学部这样的孩子有一批跟着下来了。他们大概一起撒野,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1972年夏天干校撤回北京,张友渔原来住的房子可能下干校时交了上去,回来后就住在原学部机关的筒子楼里。那时学部机关只有一个茶炉房供应开水,比较紧张。早晨7时打开水,6时人们就开始排队了,这时茶炉房刚刚生火,排队打水的人就以暖水壶排队,三三两两地散步聊天。张友渔也是每天6点多准时提着两个暖水壶参加排队。这时我通过读回忆抗战的文章对他的历史已有所了解,就主动上前与他交谈。他知道我是山东人后,显得很热情,说:“山东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抗战初期我做山东省委联络部长(即后来的统战部长),为了联络旧军队,省委派我到石友三的65军当政治部主任。我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走正路,可他最后还是当了汉奸。有些军阀,没有一点国家民族观念,有奶就是娘!”有一天早晨,我们又一起聊天,他对我说:“我因为在山东工作过,认识你们那里的一批干部。所以前前后后接待了不少来自山东的外调人员,大多数还能实事求是,也有一些人不像话,硬要我写这个是叛徒,那个是假党员。我怎么会说假话害人呢!”这时的张友渔心境平静,待人随和,愿意同任何平头小卒聊天,一点也没有某些部长级高干盛气凌人的样子。“文革”后,他在全国人大常委政法委工作,享受正部级待遇,以自己渊博的法学知识为改革初期的我国立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活了90多岁,应该属于“仁者寿”的那种类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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