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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文革”中的学部领导和部分高研(一)


□ 孟祥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是领导和进行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它名义上属于中国科学院,实际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学部的主任和人称“学部四大金刚”的经济所所长孙冶方、文学所所长何其芳、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历史所(所长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的郭沫若兼任)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尹达,能够参加宣传部定期举行的部长办公会议,这应该是当时中国日常研究指导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最高决策会议。我1964年春考取了学部历史所的研究生,师从侯外庐先生学习中国思想史。9月初进所,10月下旬赴山东海阳参加“四清”,接着又参加劳动锻炼,1965年底回到北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文、史、哲、经、法等各个领域的大批判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第二年6月,“文革”正式爆发。此后一直到1976年5月我调到山东大学工作,差不多在历史所学习和工作了12年,经历了学部“文革”的全过程,耳闻目睹了当时的学部领导和部分高级研究人员的不同遭遇以及他们的应对之术。今日追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似可部分展示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和应对之方。
  
  学部的几个主任
  
  1964年9月初我刚到学部历史所的时候,学部主任虽然仍然是郭沫若兼任,但他实际上并不主持工作。当时主持工作的是学部党委书记、副主任刘导生。另外还有三位副主任潘梓年、张友渔、姜君辰,他们大概因年事已高,似乎不太过问具体工作。那时学部经常召开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作报告的总是刘导生。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都称他“导生同志”,从来没有人称他刘主任,这与时下村主任也称官衔的风气大不相同。10月份,可能因为中宣部对刘导生的工作不太满意,又调来时任东北局宣传部长的关山复和时任华北局宣传部长的杨述任副主任,关山复代刘导生任学部党委书记,主持工作。记得这两位副主任的职务是在一次全学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大会上由潘梓年宣布的。潘在介绍关时说:“关山复三个字,关是山海关的关,山是山海关的山,复就是翻来复去翻来复去的复。”引得会场一阵哄笑。
  “文革”中,这几位副主任的命运各不相同。
  1966年5月底6月初,“文革”爆发,学部的吴传启、林聿时等人,因为与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关锋是老相识,比一般人更多更快地知悉文革小组的意图,所以率先在学部扯旗造反,突然贴出了批判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由于杨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与当时正被猛烈批判的“三家村”邓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曾是同事关系,吴、林就说他与“三家村”是一伙的,《青春漫语》就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杨述也就成了“三反分子”。虽然“三家村”的被批判不能不使杨述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不祥的预感,但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还是被打懵了。我的印象,凡是批判他的会,他都“积极配合”,顺从地低头弯腰,承认自己的所谓“罪行”。很快,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就是一只“板上钉钉”的死老虎了。不久,由于学部三派群众组织斗的死去活来,谁也顾不上他。这样,他后来受的冲击反倒不太大,他也老是低眉顺眼地逍遥,不陷入派性斗争。所以,尽管他“解放”很晚,“文革”后没有安排工作就去世了,但比较而言,在整个学部的高级干部中,他是受罪较少的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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