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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


□ 吕双伟

  以姚鼐为首的桐城派研究是文学研究的热门。学者多从辞章人手,探讨姚鼐思想、经历和古文特征及其在桐城派文统和清代散文中的地位。但是,从姚鼐和乾嘉学派的关系人手,细致入微、条分缕析地阐释姚鼐从辞章转入考据又从考据回归辞章、与戴震为首的汉学派思想的对立交融及认定桐城派不仅为文人群体,更是学术宗派等的研究成果则较为少见。学术界对姚鼐与乾嘉学派的复杂关系的研究也多蜻蜒点水而成镜花水月。近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达敏先生的《姚鼐与乾嘉学派》(以下简称《学派》),为该书环环相扣、逻辑清晰的问题阐释、多融化原文而不是罗列大段引文的独特论述方式及扎实严谨、新意迭出的观点归纳所触动;也为其字字斟酌推敲,篇篇力争推陈出新的为文态度和治学精神所折服。从该书《后记》可知,著者对姚鼐和乾嘉学派的研究耗时甚长,费心颇多。从1997年到2007年,著者主要写了此书。虽不能说“字字看来皆是血”,但毫无疑问是“十年辛苦不寻常”了。十年磨一剑,在学风整体浮躁、学人多追求“著作等身”的今天,如此研究,不仅体现了独立的学术品味和学术追求,还反映了独特的学术崇尚和学术视野
  在该书出版前,其中的相关章节多已发表在不同刊物上,成为姚鼐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从中可见著者对内容的打磨锻铸。初看书名,认为姚鼐和乾嘉学派的论述份量在著作中应同等重要,因而感觉难以把握。但细读全书,窃认为是以姚鼐学术思想和文学理想在人生的不同时期的演变为中心,以和姚鼐有关的乾嘉学派学者,特别是以戴震相关言行为陪衬,既正面论述,又侧面烘托地展示姚鼐创立桐城派的艰辛过程。重点是研究姚鼐而不是乾嘉学派,目的是深入研究文人兼学者的姚鼐而不是深刻探讨乾嘉学派的文字、音韵和训诂等朴学成就。因此,本书实际上是从乾嘉学术思潮背景中挖掘姚鼐文学观念的起伏跌宕原因,探讨其文学与学术思想的关系,是对姚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学研究而不是专门的学术研究著作。
  环环相扣,逻辑清晰;步步为营,言必有据地阐释姚鼐研究中的一个个学术问题,是本书的首要特色。学术著作的撰写,因为时间仓促或者是作者本身的功底不深,导致出版市场上多不知所云或者人云亦云之作,缺乏鲜明突出的问题意识。《学派》则超越常流,别具一格,具有强烈的、突出的问题意识。全书两编八章即是两大主题中的八个问题;每章中又分立几个小问题,以小标题的形式概括每章中的主要内容。上下两编即“姚鼐与汉宋之争”及“桐城派的确立”;两编中各有四章,共八章,依次为《从辞章到考据一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四库馆内:不称的颉颃》、《回归辞章——姚鼐学术生涯的第二次重大转折》、《从尊宋到崇汉——乾隆帝学术宗尚的潜移》、《桐城文统》、《神妙说发微》、《义理、文章、考证三者兼收说新论》和《桐城学人群体的形成》。八章为八个旗帜鲜明的学术问题,分之为专题论文,合之则为专著。是以写论文的形式在结撰专著,而不像今天很多学术著作只是文字的拼凑,七零八落,拆散下来,不成片段。《学派》前四章偏重于梳理乾嘉汉宋之争中姚鼐文学和学术思想的转变回旋,详实地勾勒了姚鼐从辞章到考据,又从考据回归辞章的艰难心路历程;后四章偏重于论证姚鼐文学思想和桐城文统的构建,同样以乾嘉学术思潮为转捩背景,细致入微地论述其文学主张和汉学、宋学之间的关系,突出桐城派不仅是文人群体,同时还是学人群体的特征,展示了乾嘉学派影响下桐城派的文学和学术之旅。两编上下合璧,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紧扣姚鼐与乾嘉学派的关系问题,体现了著者对材料的娴熟驾驭和深邃思考及宏观把握的能力。如第二章内容包括“汉学坚城”、“汉宋之辨”、“从《惜抱轩书录》到《四库全书总目》”、“知音寥落”和“告退主因”五部分,对姚鼐进入四库馆内时的学术背景、入馆后遭遇和孤独持论以及告退馆阁的原因等作了因果相连、一以贯之的论述,在坚实的材料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上,用引文和解说结合的方式,有条不紊地解释了姚鼐在四库馆内和以戴震为首的汉学派的紧张关系及告退主因。又第五章内容包括“桐城文统的构建”、“方、姚异轨”、“有争议的刘大櫆”、“天下文章究何在”、“桐城与新安:双峰并峙”和“晚年自悔”六部分。对姚鼐构建桐城文统的动因和将方苞、刘大櫆列入桐城文统的原因、方苞和姚鼐思想差异较大、刘大櫆更是难胜其任以及当时天下文章究竟在何处、桐城文统的构建主要是为了应对以戴震为首的新安经学,因而天下文章在桐城其实名不副实,故晚年姚鼐也后悔当年为了开宗立派而草率地将方、刘推崇过甚,等等,都做了详实的论述。不仅联系紧密,每个问题有外在的联系,而且有一种内在理路和内在思绪的流贯,使得学术著作读起来流畅惬意。第四章内容包括三部分,即“短暂尊宋”、“淡漠宋学”和“崇奉汉学”,也是环环相扣,详略得当。其中,重点叙述乾隆帝淡漠宋学的表现,即“反对程朱的政治学说”、“不同意程朱的经学见解”、“反感程朱的讲学和讲程朱之学”、“宽容与程朱立异者”、“摧折或屈抑尊奉程朱的理学家”、“厌弃八股和怀疑八股取士制度”等六个方面,客观呈现了乾隆帝学术思想转向和政治现实的紧密关系。如其中对乾隆帝不同意程朱的经学见解中,以《论语》、《易》、《诗经》、《礼记·中庸》中的朱熹解释为例,清晰地展示了乾隆帝刻意和朱熹立异的事实,可见此时乾隆帝心态的极大转变。这种心态的转变必然影响到当时学人心态的转变和学风的潜移。在“崇奉汉学”一节中,最后还以精炼之笔总结了程朱理学从庙堂之上至尊地位跌落的四大原因,合观之则前后相连,连环相承地组成一个大问题,分观之则每节是一个小问题的阐释。正是这种问题的“纠结”,使得全书充满悬念,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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