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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和史实


□ 陈启云

  一
  
  关于“封建”这一名词所牵涉的理念和所指的对象,我在二三十年前有过一些论述。我综述了西方汉学家(也有非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政体与社会属性的讨论,包括马克思的“亚洲社会”、韦福高(K.A.Wittfogel)的“东方专制极权论”、韦伯(Max Webb)和自乐司(Etienne Balazs)的“官僚·公型制度论”,以及与此针锋相对的韦亚伯(Wolfram Eberhard)的“封建一士族说”,并指出,中文“封建”一词在现代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为中文原义,指西周初年的“封土建国”、分立诸侯、贵族世袭、土地专有之制;二为转译西文“Feudalism”,概指西欧中世纪诸侯、武士、贵族等级及特权世袭之制;三为马克思对“封建社会”之特殊解释。当然,“封建”一词还有另一种用法,即“封建”代表一切古老、过时、落后的东西。这一用法始于18世纪初法国“启蒙时代”,大盛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法国大革命中,一切要被打倒的都被加上了“封建”的恶名。这一风气在18世纪下半叶传到英国,也成为英国议会改革派打击贵族保守派的政治符号,代表了一切守旧顽固需要革除的传统。这种情绪化、泛政治化的滥称,到了20世纪革命求变,因而特别推重法国大革命的中国,更为流行开来——不仅专制的君主、腐败的官僚、保守的士大夫,甚至妇女的贞操等都被贴上“封建”标签。
  20世纪中叶,西方出版了一本对世界各历史文化领域中出现过的“封建”实体或类似“封建”乃至“非封建”的现象作全面分析的书《历史上的“封建”》(Rushton Coulborn ed. Feudalism in History,Hamden,Connecticut: Anchor Books,1965)。此书分“总论”、“分论”、“结论”三部分。“分论”各章分由各国社会文化史专家执笔,“中国”章的执笔者为美国汉学家包德(Derk Bodde,《剑桥中国秦汉史》“秦帝国”章的作者)。书中对“封建”从“静态实体”(如地缘、分封、武士实力、世袭贵族、多层君臣关系)、“动态变化”(渊源、演进、结局)以及“外沿条件”(如蛮族入侵、部族迁移、乃至宗教势力的作用)三方面作了分析。以西欧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或政体而言,一统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由“匈氏”(Huns,匈奴?)西迁引发的蛮族入侵,是西欧封建政体出现的“动态渊源”和“外沿条件”;入侵的异族以武力建立起凌驾在他族或原地居民之上的“无恩无德,唯力是从”的统治阶级(super-imposed super-structure),是封建政体与社会静态实体的特性。其后,此统治阶级演变为“恩威并施”,进而发展出“优质生活方式”(classstyle)的贵族社会文化(aristocracy,有异于由noble-warriors封建武士构成的nobility),再由“中间阶级”(middle class,多为大商巨贾,不是中产阶级)为中介,逐渐与被统治阶级结构成为“上下一体”、“立法守法”的新民族国家、民族文化,而贵族社会也被由“中间阶级”发展成的“资本主义者”领导的“民主”体系所取代;这是封建历史阶段结局的后效。
  根据这三方面的分析,此书总论及分论“中国”章的作者都认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西周在“静态实体”上具有“封建”的特性,但在“动态变化”上却有异于“标准的西欧·日本封建”(之前有一统帝国,其后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而魏晋南北朝则在“动态变化”和“外延条件”上(大汉帝国的崩溃、外族的入侵和普世宗教的传播)类似“西欧·日本”的封建时期,但在“静态实体”上则有异于“西欧·日本”(尤其是文官士族与武士贵族之互异)。
  根据这一说法,尤其是“动态变化”分析,“封建时期”是从“古代一统帝国”变为“现代资本主义民族(民主)国家”的中间转型阶段,和马克思主义史观大致类似。有些西方汉学家(也有中国学者)因此推论,中国近代没有发展出本土性的“资本主义民族(民主)国家”,因而在中古时代也不会有“封建”时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内兴起的“明末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即针对这一问题而发。法国的白乐司(Etienne Balazs)更有惊人之说:中国春秋时期上接“一统”西周王朝,中历“夷狄交侵”,下开各个独立自主的战国,而战国时期的富商大贾,亦颇有运用资财以“倾国、兴邦”的影响力(救郑国的弦高,任秦国相父的吕不韦,乃至助刘邦建国的吕父是著例)。这是“春秋时代为封建高潮说”的渊源。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欧美“东方学”者中的“边疆史”专家们对“封建”的论说。此说可以韦亚伯(Wolfram Eberhard)为代表。韦亚伯出身德国汉堡大学,早期名著有德文本的《拓拔北魏史》(Das To-ba-reich nordechinas,Leiden:E.J.Brill,1949)、《中国西北地方文化》(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Leiden and Peking,1942)和《中国东南地方文化》(德文本,英文改写本Local Cultures in Southand East China,Leiden:E J Brill,1968),对德国、俄国学者的“封建论”有深入分析。中年在土耳其任教多年,对“突厥族”以及其他中国的边疆民族特别关注。晚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为南北朝史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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