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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精神与文化土壤


□ 王 毅

  方法论是目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议论比较多的题目,大家谈到的新研究方法虽然各异,但总括起来,有三类是主要的:第一,自然科学及西方文艺方法论的引入;第二,中外文学的比较;第三,以中国文化史为背景考察中国古典文学。从中国古代的造型艺术中得到某些启迪,进而探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问题应该属于这最后一种方法。
  并不是说过去没有人把中国古代造型艺术与中国古典文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事实上,这种方法是我们过去经常见到的。例如谈到宋元戏曲发展时自然要举出山西洪洞广胜寺有名的壁画,由此了解当时名优作场的情景;谈到山水诗、田园诗的艺术风格,也常常要以山水画来作最形象的说明;至于苏轼研究中要提及他诗文、书画间的相互影响;徐渭研究中要涉及他的性格在其文学作品与写意画中颇为一致的表现等等就更是行之已久的通例。近几年中,更有许多研究者把中国的诗论与画论作了贯通的比较,这些当然都是在自觉地把造型艺术与古典文学联系起来。但如果说这些就代表了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古代艺术与文学关系的方法,我们却仍然不能满足,因为这些方法多半是在两个已知的平面之间勾画出直线的联系,而文化史本身除了表现出许多平面以外,更多地是表现出一个完整的立体结构。我以为,我们的研究应该使人能够感觉到中国古典文学所具有的无比丰厚的文化和艺术的土壤,感觉到古典文学并不仅仅是文学本身发展的结果,它同时还是整个社会(也不仅仅是某些艺术家)生活和审美情趣发展的结果。同时,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中,尤其是在这些规律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进程有何联系的探讨中,我们的研究应该比单纯的古典文学研究更具启发性。当然,其它的标准还可以有许多,但这里只谈上面两点,因为丰富性和规律性在文化史中的地位是其它特点无法取代的。
  说到重视古典文学的文化和艺术土壤之意义所在,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的几句话仍然可以给人以启发。他认为,研究一件艺术作品,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要了解其作者的全部作品。其二,要研究一位艺术大师,还要了解他同时代的艺术宗派和他周围许多有才能的作家。其三,要研究这个艺术家庭周围“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丹纳的结论是:“要了解艺术家的趣味与才能,要了解他为什么在绘画或戏剧中选择某个部门,为什么特别喜爱某种典型、某种色彩,表现某种感情,就应该到群众的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中去探求。”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三个步骤中,丹纳认为:“第一步毫不困难”;而只有第三步才是对“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成因。”
  当然,要了解某一位古代作家和他的全部作品并不是“毫不困难”的,辑佚、辨伪,考定生平等等,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要深厚的学识和长期的探究,然而丹纳提出的问题实质是,我们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是否觉得应该为迈出后面的第二步,尤其是第三步花费更大的力量。生物科学并没有等到把细胞分子结构都搞清楚的那天才去研究生命的机理,相反,倒是早就把对生命的研究扩大到生物圈的层次上去了,这类例子似乎应该作为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对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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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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